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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桂英用一把剪刀剪出一个大千世界。 （侯艺兵 摄） |
“你不要摸我的这把剪刀，我这把剪刀——能剪龙，能剪凤，能剪老鼠生儿会打洞；能剪鸡，能剪鹅，能剪鲤鱼跳天河；能剪猪，能剪羊，生产劳动我都剪着。” ——王桂英《剪纸歌》
王桂英的作品在我们那里已经有五件。她为什么不同于其它地区的剪纸？其它地区的剪纸只是把民间传统再现了一下，但王桂英不同，她对她身边的生活，对生活中的细节，她都真诚地投入去表达，这个不能不说跟她原先所在的邳县农民画乡的氛围有关系。
对王桂英，说她普通，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说她不普通，她确实是一个天才。从技法上分析，她的作品完全是一个大师的水平，因为难度很高的技法在她那儿很自如地解决了。
——廖开明（中国美术馆民间艺术部主任，研究员）
我看王桂英的作品，首先看到的是构图，她的空间布置非常自由，非常放达。这样一种空间的布置，和我们学画的这种有固定的视点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种非常自由非常放达的空间，是我们中国传统艺术仅有的一种风貌。我还看到什么呢？王桂英剪纸的画面有动感的表现，这有点像西洋美术史上，那种把一个动作分解成若干个瞬间，然后把它连续排列在画面上。这种处理在中国传统艺术中，如东方壁画、汉画像石中都出现过。王桂英在描写现代生活的时候，有一些现代感很强的处理，比如说《打水泥板》这张画，她在画面处理上，有很多纵向排列的线条，横向排列的线条。还有像《扯电线》，都是现代生活中的物像在画面中的直接反映，并影响到画面的构图处理。整体地看，王桂英的作品中，造型都非常粗犷，非常洗炼，但同时又有很精细的刻画。
——张世彦（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在王桂英身上有三种对立的东西让我感到非常地震动：一个就是她那种不可想象的贫困，和她同样不可想象的精神上的富有之间的对立。第二，是她不幸的人生经历，和她在剪纸里面所展示给我们的这样一种对待生活的热情、乐观的态度之间的很鲜明的对立；第三，是她的剪纸里面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原始的生命，和画面本身所具有的非常强烈的现代感之间的对立。
——方宁（《文艺研究》杂志副主编、编审）
王桂英不是一般地对传统的纹样反复地剪来剪去，她是一种创作。她用她的生活来发展民间传统。还有一点，民间艺术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生命力。王桂英通过她这种原创，把生命真实地记录下来，就增强了生命力。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
——顾森（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我看了王桂英的剪纸艺术展，在那一瞬间，感觉真的脱离了后现代工业社会的那种快节奏，回归到非常本真的民间生活中。我感到了一种震动！西方现代派艺术或西方后现代派艺术所追求的，就是在对学院派的理性进行反动的时候，刻意地人为地寻找一种反理性的美学思想，王桂英用一种来自民间的最古朴的最本真的方式，恰恰就在书写这些东西，我觉得她的美学意义应该在这个地方。
王桂英的剪纸是来自于原生艺术形态的，她不懂得美学，也不懂得绘画的规则，所有我们在学院里所追寻的游戏规则她一切都不知道。正因为她不知道，从她剪纸中流出来的，正是最质朴的，最本真的。
——杨乃乔（首都师范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教授）
那天，从徐州市到新沂一路上都下着小雨，马凯臻和范竞秋就一路上向我和侯艺兵讲着王桂英。已经10月下旬了，雨丝带着凉意，打湿了公路，也打湿了这位剪纸艺人的故事。
车刚到王桂英家附近，我就看见一个面色很黑、满脸皱纹的老妇人牵着一个小孩子跑到车前，手里拿着一枝烟——马凯臻介绍说，这就是王桂英，小孩子是她的孙子臊蛋。王桂英身材瘦小，但腿脚很轻快利落。我们随着她走进她家的院子，她一边把我们让进屋里，一边收拾着地上接雨的盆盆罐罐，她说，好在雨还不大。屋里四壁空空，只有一个破沙发，一个破柜子。东屋里还有两个看上去质量好些的衣柜，是她的一个外村的亲戚为了躲避“超生”罚款，把它们搬来的——现在村里人如果“超生”而又交不起罚款，家里的东西就要被搬走作抵押。
见到王桂英，最令人兴奋的当然就是亲眼看她剪纸了。剪什么呢？就剪我们来采访您吧。
王桂英拿出纸和剪子，和我们面对面坐在小板凳上，一边使劲吸了两口烟，一边瞄了我们片刻，并不用笔，也不打稿，就低头剪了起来。只一刻钟功夫，当下的这幅情景就化作她的剪纸了。
“徐州电视台的马凯臻曾经问过王桂英：‘你能剪哪些方面的题材？’王桂英说：‘从我眼前走过的一切，我都能把它剪出来。’她的这句话给我的印象太深了，其气魄之大，有如凯撒大帝。”——是方宁的这句话吸引我去采访王桂英的。而马凯臻他们认识王桂英，则是从一本《邳州民间剪纸》开始的。这本书里收有王桂英的十几幅作品，他们一看到这些作品，立时感觉到一股清新而浓郁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我们现在能看到的绝大多数传统剪纸，已经从一种创作退缩为一种“工艺”，在这种已经很大程度上程式化的工艺里，表现的内容多是喜庆、吉祥的生活观念和节日内容，“吉庆有余”、“双喜临门”、“中秋月圆”，当然是美好的祝愿，鸳鸯、龙凤，牡丹、梅花当然是中国百姓一直喜欢的东西，但这些内容因为长期固定不变，远离老百姓真实、鲜活的现实生活而渐渐地丧失了艺术的生命力，在表现形式上，传统剪纸又不免受固定程式的束缚而显得单调，难以推陈出新。而王桂英的剪纸与这种传统的剪纸完全是两码事。这是一种来自于现实生活的真正的创作，它因为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而有一种感人的生命力。这又是一种真正自由的个人创作，因而它又是真正艺术的。王桂英剪纸的那种跃然纸上、喷薄而出的原创性，那种来自于当下现实生活的令人激动的生命力，那种与生俱来的对传统艺术的把握和对现代艺术形式直觉而天才的运用，使她在众多的民间剪纸艺人中鹤立鸡群、独步当世。这种不同凡响立刻深深吸引了马凯臻和他的同事张涧峰、范竞秋。
“我们摄制组在今年春天开始走近王桂英，走近她的生活，走近她的剪纸。当初，我们的目的很功利，就是想拍一部关于王桂英的生活和艺术的纪录片。但八个多月下来，我们感觉拍这么一部纪录片倒不是最重要的了，重要的是我们认识了王桂英，了解了她的生活，她的剪纸，还有她的生活和剪纸的关系。王桂英用剪纸记录四季，我们则用摄像机记录王桂英的四季。” ——马凯臻。
新世纪的第一年，有两件事对王桂英来说太重要了：6月下旬，与她相濡以沫、共同走过46年人生的结发丈夫病逝。丈夫去世后的近一个月，她都没有动剪刀再剪什么。北京申奥成功，让王桂英的心里又有了冲动，想剪点什么，可是还没剪几下，她手中的剪刀就不听使唤，把一个人物的双腿剪断了——这在王桂英是很少有的事，平日她剪纸从容自如，有似神助。第二件事，是9月下旬，王桂英个人剪纸作品展在徐州博物馆举行。展览名为《四季——民间艺术家王桂英·生活与艺术》，为期两周，徐州方面为此还专门从北京、上海请来了六位学者，以王桂英的作品为主题开了一个学术座谈会。
这件事与马凯臻他们的工作密不可分，是他们从总体上认识到王桂英剪纸的独一无二的价值，并把这种价值告诉这个喧嚣的世界。
将自己的作品办一次展览，是王桂英的两个人生大愿望中的一个，这已经部分地实现了。另一个愿望是将自己的作品汇集起来，出一本作品集。
王桂英并不识字。而且，她的生活非常贫困。对这样一个生活在贫困中的、并不识字的农村老妇来说，办展览和出书有什么实际意义呢？可是，这愿望又是如此美好，这美好深深感动了女记者范竞秋，她将王桂英的这种美好愿望称做“艺术不可企及的幸福”：“我不知道，在一个维持生计都成问题的农家，生活拮据，负债累累，儿子待娶，费尽艰辛挣来的钱不用来改善生活而要去办展览、出书，对于王桂英有多大意义。但是我看到，在被炊烟熏得乌黑的房檐下，王桂英将她办展览、出画册的梦烙得和嗤啦嗤冒着热气的煎饼一样圆。那天，她对蹲在一旁的厚道的老伴说，就是走遍全国，边走边剪，也要把展览办成。”
王桂英1940年生于江苏邳州合沟（今新沂合沟），她的人生经历可以说是余华小说《活着》的现实生活版。她七岁时父母相继离世，十四岁时，她的祖父去世，再一次给她打击。十五岁嫁夫，组成了一个平凡而温情的家庭，原指望日子由此变好，但命运却并没有停止对这个善良农妇的残忍的捉弄，她第一个儿子在九岁时又溺水而亡——从那以后，她开始吸烟。但是，生活在贫困中的王桂英却在剪纸中找到了一个美好、自由、安详的世界，在她的作品中，生活的重负似乎已被内心的宁静与清澈调和成一曲平和而充满诗意的乡谣。
王桂英的剪纸经历从童年开始。她的母亲去世后，她就跟着爷爷生活。她的父亲是木匠，会刻花，童年的王桂英就按着父亲留下来的这些花开始了剪纸。她十五六岁时，她剪的花已经很出色了。她结婚不久，就赶上“大跃进”，生活困难，一日三餐都成问题，她不得不用自己剪的纸花来换点钱。据王桂英自己讲，当时二分钱一个花，就能“当用”，因为当时的鸡蛋才一分五一个。再后来，就是“文革”了，卖剪纸已成为不合法。“文革”结束，王桂英重又拿起剪刀，在日常繁重的田野劳作和操持家务之余，用她的神来之剪记录她一个普通妇女的生活，其作品的风格由此也趋向淳朴豪放，视野开阔、题材广泛，她的创作在整体上渐渐进入自由王国，日臻化境。
王桂英的作品近年来在《北京周报》、《中国民间工艺》、《江苏画刊》、《中国农民报》等多家报刊发表，并入选各类艺术展，其中《说书》、《农家》、《爆米花》、《农村生活》、《劈山救母》等五幅剪纸被中国美术馆收藏。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授予王桂英“民间工艺美术家”称号。
王桂英现在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名叫“计划”，已经娶妻生子；二儿子名叫“路线”，今年二十好几，也到成家的年龄，但因为家庭经济条件不好，婚事一时还看不到眉目。——这当然是做母亲的王桂英的一件心事。
王桂英经常向马凯臻他们讲她几十年的剪纸经历，讲她对改变了她命运的共产党的由衷的感激。她每天除了劳动，总要抽出点时间剪纸，看到什么剪什么。剪纸就是她的言说方式，剪刀就是她的笔；剪纸早已成了她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剪纸就是她的日记。她经常说起头两年她在北京参加一个多人作品展览，在中央美术学院门口即兴剪纸的情形。她的作品已足以办一个十分精彩的个人展，如果那个展览能办在北京，将是她的最大的幸福。
（本采访得到徐州电视台《四季》摄制组的热情支持，特此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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