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纾的翻译所起“媒”的作用，已经是文学史公认的事实。他对若干读者，也一定有过歌德所说的“媒”的影响，引导他们去跟原作发生直接关系。我自己就是读了林译而自己增加学习外国语文的兴趣的。
他认为林译属于“好译本”，是以“消灭自己”的方式，把读者引向原作，“马上掷开了译本”；相反，“坏翻译会发生一种消灭原作的功效。拙劣晦涩的译文无形中替作者拒绝读者；他对译本看不下去，就连原作也不想看了。”（《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12月初版，页82）
此文著于六十年代，斯时尚少重译流俗，作者也就忽略了林译为“媒”的别一作用，即诱导旁人另起炉灶再译新本。比如，新译丹尼尔·笛福的黄杲火斤和郭建中二位，都谈过各自对林译《鲁滨孙漂流记》的见解。
黄译最有特色，是其不仅增补了少见的鲁滨孙飘流记续篇（笛福在该篇以及末篇《真诚的感想》里蔑视中国人，暗示“中国是许多野蛮国家中一个还算开化的国家，或许多开化国家中一个仍很愚昧的国家”），而且将林译书名易为《鲁滨逊历险记》（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2月初版）。经手译文编校的周克希甚为欣赏，曾著文缕述：“在读者，除了口味，似乎还有个习惯问题——有时候，‘先入为主’的译名，几乎是根深蒂固的。……黄杲火斤先生在新译本《鲁滨逊历险记》的译者前言里，用两页篇幅历举书名改译的理由，说明：‘在笛福的笔下，鲁滨逊一生之中从来都不曾“飘流”过！’新译本问世一年有余，销路很好，但许多人还是习惯说《飘流记》；这个并不准确的书名，也仍不时会见诸报端。”（《译边草》，百家出版社2001年7月初版，页64）不过此说当否，尚可存疑。林纾晚年以文化保守派领袖自居，攻击新思想新文学，应该早有定论（郑振铎说，林纾“以一个‘古文家’动手去译欧洲的小说”；严复更言译书“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林译问世于1905年，他选“飘流”，更可能取其古义“飘泊（职业生活不固定，东奔西走）”，而非今义“漂流”。
几乎同期出现的郭译《鲁滨孙飘流记》（译林出版社1996年5月初版），好像无甚挑剔前译，并说“至少有三种较好的译本：（1）林纾译本（与曾宗巩合译），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三年出版；（2）徐霞村译本，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七年出版；（3）方原译本，一九七八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他还格外赞赏林译书名的高妙：“小说原标题为：《鲁滨孙·克鲁索：约克郡水手鲁滨孙·克鲁索的一生及其离奇冒险》。可是，自从林纾恰如其分地定名为《鲁滨孙飘流记》之后，有谁能想出比‘飘流记’这个词更贴切的译名呢？因此，在这方面，我的原则是宁负抄袭之嫌，也不弄巧成拙。”
同为重译者，对书名的理解却有如此差别，倒真是有些匪夷所思。恰如郭译序言所说，“重译文学名著，有其有利的一面，也有其不利的一面。有利的是有前人的译本可参照，不论在理解和表达上均可有所借鉴；不利的是前人恰到好处的译文难以改进。若为显示与前人不同而硬作新译，则反而会弄巧成拙；若沿用前人译文，又有抄袭之嫌。重译者就处于这种进退维谷的境地。”这样的境界确实很值得佩服。但新译者如何参照前译，要选用什么样的版本作比较，却需要有所讲究——前贤译本优劣何在，初版译本和后面再版本有何区分，后译者即使不向读者交待，自己却须分外清楚。
就说《鲁滨孙飘流记》吧，严格来讲林译并非“较好的译本”，因为“林先生的翻译，还有一点不见得好，便是任意删节原文”（郑振铎语）；而方原和徐霞村的“飘流记”，实乃同一译本的不同版本，方原和徐霞村都是作家徐元度的笔名。徐小玉的《霜叶红于二月天：徐霞村纪传》（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10月初版，285页），说过徐译《鲁滨逊漂流记》的出版遭遇：
母亲曾对我说：“我和你爸结婚后，他就开始翻译《鲁滨逊漂流记》。”是的，那是父亲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后译的第一本书。第二年春，日本人进攻热河和冀东，北平告急，他们一度逃到武汉，在那儿才译完，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实，英国作家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在父亲译之前已有几种译本了，但用严格的文学翻译标准来衡量，尚难令人满意，这就是当时“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决定由他重译此书的原因。
1957年春节，我回家探亲，得知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时，此书又被选为名著丛书之一，并选定了他的译本（据说是从四种译本中择优而定的），约他在出版前重新校订一下，我记得还预付给了他一笔稿费（好像是三百元），他在教学工作之余，对此书又做了十分认真的校订，不过中间插了一场“反右”运动，所以完稿拖的时间较长，到1959年此书要付印时，他的头上已有了一顶“右派”的帽子！按惯例，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不能出书的，但为不影响整套丛书出齐，出版单位要求他出书时放弃徐霞村这个众所周知的笔名，他当时只好拟了两个名字：一为徐杨，一为方原，由出版部门选，对方选了方原。
1959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此书的重印版。到1978年4月，甘肃人民出版社又租版重印此书，而译者名仍未能更为徐霞村。由于当时用“方原”这个笔名，是不得已而用之，所以我在1978年看到再版的书仍用此名时，就立即写信给出版部门要求为译者“正名”（那时他“右派”的“帽子”已摘，又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开始“落实政策”的时候了）。我那时在安徽，后来见到父亲时，他说他也提出了此事。这以后的再版，译者名字才又改回为徐霞村！但是，1995年出版的《西方名著入门》收入此书时，编者不知其中的原因，又按1959年版用“方原”，我看到这个名字心中老觉得很别扭！
最近我才听一位同事说，他过去收藏过一本三十年代的老本《鲁滨逊漂流记》，蓝色封面，烫金的字，译者名是用的方原——不，应是“方源”，父亲早年偶尔用过的笔名。但不论怎么说，徐霞村是大家都知道也是父亲最习惯、最爱用的笔名，是比他的本名更有知名度的名字，而1959年出修订本时，是不得已才更名，所以我们后来要求改过来，也算是一种“平反”的要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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