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调读者借金庸小说以了解中国历史与文化，如此立说，似乎低估了其文学价值。其实，借小说传播知识，正是传统中国文学的一大特色。在我看来，金庸小说对传统中国文学的借鉴，不只是众所周知的侠义精神、章回体式以及语言风格，还包括这种对于小说功能的体认。在很长时间里，“平民文学”、“大众文艺”以及“纯文学”的旗帜交替出现，但除了晚清，“借小说传播知识”，始终不被学界认可——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及《故事新编》从理论及创作两个不同的角度凸显“文采与意想”、否定“以小说见才学”，或者“把死人写得更死”。但若像金庸小说这样，既有丰富的想象力，又能隐约“见才学”者，又该如何评价？
金庸先生对于自家的才学，似乎十分自信。比如，在北京大学讲历史而不是讲文学，在浙江大学招博士生也属于历史专业而非文学专业，这一选择，引起不小的争议。通达者认为，此乃古来中国文人的惯技：通过贬抑所长，凸显自家的多才多艺（记得不只一位著名画家称自己诗第一，字第二，画第三）。我更愿意从作家的创作心态出发：不断超越自己，既是作家从事创作的理想境界，也是乐趣所在。我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关于金庸小说的国际研讨会上谈到，从种族冲突与文化融合角度来理解中国历史上的危机与转机，与陈寅恪以降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主流意见不谋而合。这既体现了查先生对中国历史的整体把握能力，也说明为何他在北大的讲演不像在国外那样引起满堂掌声。因为，在学院派看来，这已经是常识。记得查先生当时很高兴，还在答辩时表示感谢。可我的文章中还有一段话：“不过，对于金庸的史学修养，不应估价过高。这里强调的是，对于中国历史的独立思考，乃金庸小说成功的一大关键。”查先生当时可能太累了，不太注意我这段话里隐含的不同意见。没想到后来在招生风波中，我的这段话，被引用来批评查先生。其实，我想表述的意思很简单：作为小说家，金庸具备丰富的学识以及对于中国历史的整体理解与把握能力，确实难能可贵；可这不等于说，我们可以从史学家的角度来要求并评判查先生。
就像谈论史学家（比如陈寅恪）的文学修养一样，表彰小说家的史学境界，也不应该漫无边际。相对于今日大行其时的“戏说（乾隆）”、“大话（西游）”来，我更认同金庸对待历史的严肃态度；相对于晚清以降无数以中国历史为题材的小说（包括武侠、言情、英雄、历史等小说类型），我尤其欣赏查先生的大历史观以及灵活驾驭材料的能力。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此乃金庸小说的魅力所在；若以历史学家的眼光来挑剔，则很可能大煞风景。
回过头来，解读著名小说家（我同意查先生的意见，应将其作为“小说家”而不是“武侠小说家”看待）的查先生，为何偏要招收历史学专业的博士生。我相信查先生的真诚，在新闻以及政治、文学诸领域成功地纵横驰骋几十年，晚年回归“得天下英才而育之”，这种心境很高旷，也很传统，对我来说很有魅力。但我想指出一点：史学既有道的一面，也有技的一面。不同领域的顶尖级文人学者，容易在“道”的层面互相沟通，反而是在“技”的层面无法对话——因各有其特殊性，需要几十年持之以恒的搏击才能运用自如。而教育的特点，恰好在于只能由浅入深、由“技”而“道”（我欣赏戴震的思路：“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可以躐等。”只要略加变通，《古经解钩沉序》中的这段话，可以移用于人文教育）。在这个意义上，“横通”有可能，“越界操作”反而不容易。
在我看来，喜欢在大学里谈历史而不是论小说的金庸先生，似乎是给自己出了个绝大的难题。而且，也让我们这些文学研究者大感失落。因为，我能感觉到这一选择背后隐含着的重史而轻文的传统观念。史学家有此想法一点也不奇怪，可连小说家都这么看，那问题可就大了。文学研究不见得就一定“漂浮”，更不能等同于“没学问”；甚至因其必须兼及考据工夫、艺术感觉与理论修养，对于具体的学者来说，很可能更具挑战性。
我真希望查先生改招文学专业的博士生，而且专门讲授如何自由驰骋于“历史与文学之间”——这既是传统中国小说的精髓，也是查先生小说创作的不二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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