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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译诗

2001-11-21 来源:中华读书报 桑永海 我有话说
许多人对翻译的外国诗歌怀有偏见,甚至只读了一首两首就妄加贬斥,我真为那些倾洒心血的翻译家们愤愤不平!

说不知是一种什么契因,我从少年时代就喜欢读翻译诗集。翻译诗歌读得多了一些,有时就作一下比较。这一比较,就发现了一些饶有兴味的事情。例如: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生命和爱情》,1929年殷夫(白莽)是这样译的: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诗人以工整的五言句式从德文转译的这首诗,几乎是家喻户晓。这固然有鲁迅先生的大文《为了忘却的纪念》的传播之功;但意译达到如此境界,竟如某一位中国近代诗人,文白参半写下的典型旧体诗,又合乎国人欣赏习惯,这却是受到欢迎的最根本原因。而同是这首诗,老翻译家孙用1958年是这样译的:

自由,爱情!我要的就是这两样。为了爱情,我牺牲我的生命;

为了自由,我又将爱情牺牲。

兴万生先生1986年出版的译本,也与孙先生所译仿佛,显见是直译的结果,更忠实于原作。这里决无褒贬之意。我只是想说,神奇的中国方块字,体现为同一首诗的两种译文,旧体诗和自由体一同流传,堪称诗歌翻译史上的佳话。

其实,我们的先辈译介外国诗歌,“五·四”乃至30年代之前,大多是以旧体诗的形式,所谓“旧瓶装洋酒”。那是整齐的四五六七言,如诗经,如楚骚,如汉魏诗,如唐人古韵。其中一些精品,流传下来,成为译家之绝响,比如苏曼殊译歌德的一首小诗:

春华瑰丽,亦扬其芬;

秋实盈衍,亦蕴其珍。

悠悠天隅,恢恢地轮;

彼美一人,沙恭达纶。

“沙恭达纶”,即沙恭达罗,是印度古诗人迦梨陀娑同名诗剧中的女主人公。歌德读了该剧德文译本赞不绝口,写了这首诗。曼殊的译诗,如不加注释,几人会知道是德诗的汉译呢?尤其后四句,有如《诗经·蒹葭》“所谓伊人,在水一方”那样清远、古妙!非吟得“春雨楼头尺八箫”者莫属。

翻译,就是再创作,而且是显现原作风姿的再创作。所以,我们期望的还是忠于原作又讲究文辞之美的译品,所谓“信达雅”是也。这有多么难啊!最令我心仪的,还是查良铮(穆旦)的译诗。他的拜伦、雪莱和济慈,许多我可以背诵,真不知得益多少。难得的是译出诗的神韵,比如《西风颂》层层推进、排山倒海的气势,《云雀》反复咏叹、华丽丰赡的抒情性哲思,《印度小夜曲》缠绵悱恻、低回绮丽的如梦境界,无不叫人一咏三叹、拍案叫绝。这是查译《夜莺颂》(济慈)的结尾:

噫,这是个幻觉还是梦寐?

那歌声去了——我是睡?是醒?

读到这里,夜莺的歌声还紧紧攫住你的心,神思飘忽,你不知是现实还是梦幻。唉,文字的组合,在诗人翻译家笔下,竟是这般迷人!

但读译诗,会有先入为主的时候。比如普希金中译本不下十数种,我独爱戈宝权,连查良铮的也读不习惯,只能说这是先入为主的作用——早已熟悉了戈先生的译诗,形成了思维定势,别的译本即使好,也难以楔入。不知这是不是普遍的阅读心理。

翻译家也是不断修改、润色自己的译作的,后改的大多较前译更好。但也有例外,例如,袁可嘉先生译苏格兰诗人彭斯的诗,就有这样一个例子:

啊,吹起口哨,我就来了,我的郎!

啊,吹起口哨,我就来了,我的郎!

即使爸爸妈妈为些疯狂,

啊,吹起口哨,我就来了,我的郎!

一个情窦初开的苏格兰高地农村少女,火热、大胆,还带有一点狡黠、幽默,跃然纸上。这里,不要小瞧那个虚字“了”——读起来顺口不说,还给人一种轻巧、调皮的印象。这是袁先生1959年的译文。但在1985年的译本里,那个“了”字全都不见了,变成这样的句子:“吹起口哨,我就来,我的郎!”这有多别扭。接下去的三个诗节,先前译的每行都是11-12字,琅琅上口,抑扬有致;后来改为每行全都是七字句,貌似整齐了,但读着好像数来宝,反复咏叹的泼辣民歌味也丢掉了。集子里还有一些改译的篇章,也有这个毛病。译者在新版后记中说:“旧译本在格律上不够整齐,这次修订时努力作了一些改进。”为了诗行整齐,把诗味减淡了。看来,能够客观推敲自己的译作,确也难矣乎哉!

郁达夫学贯中西,精通德、日、英等多种外语,他对译诗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翻译比创作难,而翻译抒情诗比翻译其他文学作品更难。所以他认为“信达雅”只是译诗的外在条件;他又举“学思得”三个字来作为译家自身修养的内部条件。(见《郁达夫文集》卷五189页)看来,译诗真是难于上青天啊!因为律己甚严,所以郁氏很少有译诗发表。倒是在他的小说《沉沦》里,留下了他早年译的英国湖畔诗人华兹华斯《孤寂的高原刈稻者》中的两段。第一段结尾说,割稻女唱的山歌颇有些悲凉的情味:

听呀听呀!这幽谷深深,

全充满了她歌唱的清音。

读这样的译诗,真有余音绕梁的感觉!以至过了40年,也还记得清楚。

戴望舒,人们从《雨巷》这首诗认识的他,只是一个丁香般愁苦的人吧?其实不然。罗大冈说他“对于进步的群众运动怀有热烈的同情,甚至可以说怀有自己不能遏制的激情”。他当年留法时,偷偷跑到西班牙去参加反法西斯大游行,回到巴黎,法国警察以此为由把他驱逐出境!也正因此,戴望舒是怀着一种深情,以断续十几年的时间,把被法西斯杀害的“诗坛精灵”洛尔伽的诗从西班牙文译成了中文(那是很难翻译的)。也因此,我们今天才能读到那么清新优美的西班牙谣曲,例如《三河小谣》的开头部分:

瓜达基维河,

在橙子和橄榄林里流。

格拉那达两条河,

从雪里流到小麦的田畴。

哎,爱情呀,

一去不回头!

这样韵味无穷的句子,总是引起我对那个遥远的神秘的国度西班牙的向往。这是诗的魔力,也是翻译家的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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