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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送CCTV过火线

2001-11-28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新华出版社新近出版了《巴以生死日记》一书。作者马晓霖系新华社加沙分社首席记者,从1999年受命创建加沙分社起,目睹了巴以冲突两年来的全部历程,为国内发回了大量珍贵的报道。在该书中,作者用火线日记的形式记述了在加沙的日日夜夜,不仅有关于巴解领导人的近距离采访,而且对炮火中的记者生活有大量生动、鲜活的描述。下文是该书的节选。

2000年11月7日,星期二,加沙

今天上午,中国记者联合采访了阿拉法特。我们这个采访团可谓是“多国部队”,通讯社、电视台、电台和报纸一应俱全。通讯社自然是我自己,电台是水均益、张郇率领的CCTV采访组,电台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驻耶路撒冷的两员女将刘素云和关娟娟,报纸记者是《光明日报》驻特拉维夫的陈克勤夫妇。

其实,这次采访唯一不在场的记者又是我。他们一行8人昨天就已开进加沙,等待晋见阿拉法特。他们昨晚到达之后立即采访了巴二号人物阿布—马赞,在吃过巴办苏高潮参赞招待的阿拉伯海鲜后,又在我的住处吃大虾,啃螃蟹,吹啤酒,喝二锅头,一边聊天一边等待阿拉法特召见。由于心事未了,大家总是觉得热闹不起来。午夜时分,总统府来电话,说会见安排在今天上午了,我只能和苏参赞送他们一干人到海滨巴勒斯坦饭店休息。

应该说,这次采访要比6月份那次顺利得多,一方面巴办向总统府典礼局发出了照会,我也通过新闻署和新闻部努力,陈克勤夫妇又反复给总统府秘书长塔伊布·阿卜杜一拉希姆打电话,终于很快促成了这次安排。另外,不得不承认,中国中央电视台这个招牌的确比较有吸引力,因为谁都知道这是个电视横行天下的时代。几乎没有人不愿意通过电视台声情并茂地推销自己的东西。

当然,临到采访,我却主动地退了出来,在总统府门口,阿拉法特的新闻秘书穆罕默德为难地对我说,人太多了,无处可坐。水均益四人专门从国内来,他是主持,张郇是编辑,另两位是摄像,而且采访又是以CCTV名义提出的,他们自然一个不能少。刘素云和关娟娟专门从事巴以报道却又一次没见过阿拉法特这位她们每天都要写到的风云人物,当然应该进去。陈克勤两口虽然几次采访过阿拉法特,但是这次为了再见他老人家一眼不但和我们年轻人守夜等待,而且在打通关节过程起了不小的作用,不能不去。苏参赞作为巴办领导一手操办此事而且必须陪同到场,粗略一算只有我没什么新鲜的,而且作为新闻界的地主牺牲一回是应该的。于是,我提议和巴办另外两名工作人员在外等候,并和水均益说好了采访成果共享。

半个多小时后,各位记者结束了采访。苏参赞告诉我,尽管我们三人让出了地方,阿拉法特的办公室还是容不下10多人的大阵容,临时换了个稍大的房间才算解决问题。采访是用英语进行的,回到耶路撒冷后,关娟娟根据录音整理出原始材料后文传给我,我据此编写了中文消息后文传给他们几家,并协调好了具体的发稿时间。当然,这是后话。

中国记者结束采访后,我和巴办人员各开一辆汽车送其他同仁前往埃雷兹检查站。我最担心的是这段路上发生冲突。水均益昨天来加沙前,我一再叮嘱他们千万要在早晨10点以前和傍晚之后赶到埃雷兹检查站。依据我以往的采访经验,这段时间正好是巴以双方打斗的时间。由于临时安排好了采访阿布一马赞,水均益他们只好提前赶到了埃雷兹检查站,我的三菱吉普车和使馆的面包车都高悬着五星红旗前往埃雷兹与他们汇合。好在昨天下午埃雷兹一带平安无事。此前,巴办商务一秘、师姐张风玲和司机小王曾在埃雷兹检查站入口处遭遇冲突,汽车被巴示威者用石头砸了好几个坑,急得张风铃直摆手。

形势显然非同寻常,巴以冲突爆发前,我每次出埃雷兹检查站可以把上有巴勒斯坦牌照的吉普车停放在以军第一道检查哨前,给他们打个招呼,往往放上两三天也没什么大问题。但是现在,这种优厚的待遇可能永远成为历史了。任何巴勒斯坦牌照的车辆是绝对不许接近以军岗哨的,尽管飘在车头上的大幅五星红旗告诉他们我是中国人,但是以军士兵喝令我远远停车,而且不许离开汽车半步,那意思很明显,如果我开的是炸弹汽车,我也就别想活了,或者说,有我在车上,即使巴勒斯坦人暗中在我的汽车上做了手脚,想把我的汽车变成对付以色列人的移动炸弹,他们也得顾及我的生命安全。以前,我还敢跟以军士兵就此叫板,但现在只有乖乖从命,原因很简单,就是挂着以色列外交牌照的车到达埃雷兹检查站时也得远远停下,先去验证人的身份,然后才能架车通过。

今天埃雷兹之行的运气没有昨天那么好了。在我们离埃雷兹还有两公里的时候,枪声就已经从那个方向透过汽车玻璃、盖过汽车引擎的噪音传了进来。一股股黑烟、白烟也逐步弥漫进我们的视野。不好,埃雷兹检查站口又打起来了。枪声显然是以军碉堡射出的,白烟自然是以军释放的催泪瓦斯,黑烟肯定是巴勒斯但人点燃了汽车轮胎。

我已经习惯了这种阵势,心里并不特别紧张,有我的吉普车开道,巴勒斯坦人不会向我们砍石头,有办事处的外交汽车做伴,以军也不会把我们当作射击的对象,这种冲突一旦起来,至少要持续大半天,我们不可能等待冲突停止,更不能返回加沙,因为,水均益等还要去采访以色列领导人。

于是,在进入冲突区的边缘,我停车,把红旗取出来插在车头的收音机天线上。我这样做其实有个用意,刻意地停车、下车、插国旗、打开汽车大灯,以便让守在路两边的以巴冲突双方看清楚我们的身份和意图,以便手下留情。一切准备就绪后,我对巴办司机小王说“跟紧我”,随后,一踩油门就往前开去。虽然,冲突区只有百十米长,但是,通过时的感觉好像延长了几公里,双方没有因为我们这些第三者的闯入而稍事休息,而是继续对打,只不过开枪的抬高了枪口,扔石头的也修正了角度。我一方面透过前窗看着路面上飞滚的石头和两边的动静,另一方面又不时地从后视镜注意后车的安全。冲过这段硝烟滚滚的危险路段后却发现后面的汽车没有跟上来,当我立刻掉头,准备回去接应他们时,他们也闯过来了。

到了安全地段,水均益立刻跳下汽车和张郇商量了一下,就地做起了战地播报,爆响的枪声,弥漫的浓烟、满地的石块以及杂乱的口号声被及时摄录下来,陈克勤夫妇也跳下车看起了这在以色列看不到的热闹。

水均益他们走了,留下一大堆的安全嘱托和嘱咐。我们两辆车硬着头皮再次穿过了那段公路,我当时的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上,有点乘坐过山车的感觉。的确,一个多月的可怕经历已经使我越来越怯懦了。因为,我不想死,更不想伤残。不值。

不管怎么说,采访还得进行,工作还得自己做,我看比较现实的办法是多留心,少冒险,另外赶紧向总社打报告申请防弹装备。尽管人在汽车里防弹装备起不了一点作用(因为子弹可以击中的部位正好是防弹衣护不到的脖子和头部),但是,它至少增加我的安全感,而且离开了汽车就能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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