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的畅销书理念是从国外引进的。国外的出版业是私有的。出版商对自己推出的每一本图书，都会本着最大效益原则，因此，他会不惜重金，使出种种招数，来使自己的图书畅销。前几年国内出版的引进图书《学习的革命》和《格调》，也达到了相当的销售量，这是由于有企业资金的介入，他们将这两本书的出版看作是投资——赢利，因此，他们的运作手段和方式也就和国有的出版社对图书的推介方式不一样。
几年，甚至十几年、几十年依然畅销的图书，当然是依赖图书的质量、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但对于一本新书来说，它是否畅销，媒体的炒作和推介，是决定因素。但媒体能否选择一本书进行推介，跟这本书本身是否切合市场，切合了当下大众的心理需求，文化需求，是密切相关的。比如说，《学习的革命》的推出，刚好赶上了“知识经济”时代这个概念的提出，知识经济时代，要求人们“不断学习”、“终身学习”，对人才的要求，从掌握知识转变为掌握学习能力，于是，学习方法、学习制度、对知识的评介，都面临新的变革，《学习的革命》正好回答了这些方面的问题，借助于媒体的浪潮，它自然成为了畅销书。《格调》的出版，也正好是在改革开放多年以后，社会财富重新分配，社会阶层也重新划分，各阶层的人都想了解国外每个阶层的生活状态和生活目标，以形成自己的生活格调，它迎合了大众的心态，自然成为了大众关注的焦点。
中国有庞大的人口数量，中国人自古以来有“望子成龙”的传统，按理来说，我们的儿童读物即使不能成为畅销书，至少也会有较大的印量。可是，事实恰恰相反，除了秦文君等少数几位作家的作品谈得上畅销之外，其他的许多儿童文学作品，出版时起印数低得可怜，出版一本赔一本。因而，就目前来说，除了经济实力和知名度都排在前几位的几家少儿出版社有勇气和胆量出版原创的儿童文学作品，众多的地方出版社几乎放弃了这块阵地。究竟是什么在制约我们的原创儿童文学作品不能成为畅销书呢？除了作家和作品本身的原因之外，我以为，还有其他一些外部的原因：
首先，儿童读者自己对图书的选择和父母、师长、社会对图书的选择，始终存在差异。儿童天性中的反叛，天性中对有趣、好玩的追求，不被家长和社会认同。家长和社会总想用有意义有价值的东西去教化他们。而他们对大人强加给他们的东西，有天生的反感。
第二，无论一本书具有怎样的价值，如果没有媒体的第一波推动，它都不会被关注。而当前，各级各类媒体，对儿童读物的关注很少。这种局面在短期内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因为中国有数千年封建的传统，“儿童”一直是不被重视的。儿童和成人，并没有在“人”的问题上取得平等。儿童以及和儿童相关的东西，都是幼稚的，不深刻，不值得更多探求的。而且，在各级各类媒体中，也没有一支具备有“儿童本位意识”和平等意识的编辑、记者和评论家队伍。
第三，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位具权威性和足够知名度的儿童作家，能承担起创作儿童畅销书的重任。这个作家要真正能创作广受儿童欢迎的作品，并且能被全社会一致推崇。其实，在80年代，童话作家郑渊洁的作品具备了受儿童读者欢迎的条件，但他并没有得到主流社会和主流媒体的一致推崇，因而未曾成为像今天英国的罗林那样的畅销书作家。然而无论如何，我们也不得不承认，郑渊洁曾经是国内最畅销的儿童作家，他创造的畅销业绩，今天依然还是没有谁能达到。畅销书作家很可能不是一个最有才华的作家，他的作品也可能不能成为经典，但他在特定的时代和环境中，刚好具备了畅销性。它一定有其内在的规律性，只可惜我们对它还知之甚少。
第四，我们对畅销书作家的研究很少，同时也意味着，我们对作家的投入很少。成功的畅销书作家，是被出版商和媒体共同制造出来的。出版社还没有意识到对作家资源的开发、创造和保护。以玛格丽特·杜拉斯为例，在出版每日达到一万册的销量的《情人》之前，她出版的其他所有作品差不多都是不赚钱的。上个世纪末，21世纪出版社提出培养作家、包装作家的问题，他们计划让一个编辑用10年、甚至更多一些时间，来陪伴一个作家，关注这个作家的创作，不断推出这个作家的作品。江苏少儿出版社也率先尝试了“签约作家”的做法，但由于作家自身和出版社人事方面的变动，结果不了了之。我们的国有出版社虽然比起国外的一些私人出版社来，规模大，但常常会因为人事的变动而无法保证政策的连贯性，这对培养和包装畅销书作家来说，是不利因素。没有畅销书作家，也就很难产生真正意义上的畅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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