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架中国航空公司的重庆——汉口——上海C—47型班机，下午二三点钟在汉口停靠，中航汉口站得到的气象报告称上海大雾，着令该机在汉口过夜，翌日雾散再飞上海，美国机长心有不悦，因他夫人那天远道乘船来到上海，适逢耶诞良辰，他怎能不千方百计飞到上海和她团聚呢，他认为凭他多次在龙华机场起落的经验，即使有雾他也有把握安全着陆，机长执意要飞，其他机组人员只好跟进，旅客到达目的地心切，洋机长既有把握，大家也都放心登机。站长力陈无效，只好放行。该机在汉口耽耽搁搁，起飞时已晚点，冬日昼短，飞抵上海已是万家灯火，如果天气晴朗，地面的灯光犹如七月半烧地藏香亮成一片，但那天能见度极差，什么也看不见，漆黑的夜空，只有一处有点微光，那就是上海了。机长和龙华机场塔台通上了话，但看不到塔台顶上旋转不停的强烈灯光，也看不到通亮的跑道灯和点燃用来驱雾和加强照明的篝火，这时机长才感到事态严重了。江湾空军机场情况和龙华基本相同，虹桥机场更差劲，飞去南京降落恐怕油不够，那里也大雾，都不是好去处，地空紧张对话，联络，公司中外头头纷纷赶去机场紧急磋商，寻找对策，地面工作忙做一团，作应急准备。后来机长声称油将耗尽，只能迫降，最后地空商定，用仪器操纵作盲目飞行降落，地面同时给予指导、监督，于是大家全神贯注，静听该机盘旋、降低高度，一会儿由南往北，一会儿由北往南，声音越来越响，说明仪器操纵飞行正常，后来听见它由北往南掠过机场上空。机长称隐约可见下面有一方亮光，塔台提示那是跑道，要他往南后转过身来再往下降，应该愈发看得清楚并对准跑道灯光安全着陆，不料话音刚落，只听得轰然一声巨响，原来该机在作最后一次转向时，左翼碰上一棵大树的树梢，失去控制，随即坠地，大家情知不妙，所有的应急措施，消防车、救护车，抢救人员，工具等，齐向响声处拥去，跑道南端尽头，近南黄浦江处，七高八低，摸黑颠簸，好一会儿才到达那里，漆黑一片，只靠汽车灯光照亮现场，救援工作十分艰难缓慢，好不容易挨到天亮，雾气渐散，更多的人来上班，帮忙，才加快救援速度，提高效率。那个年代，现在的肇家浜路是一条臭水浜即肇家浜，肇家浜路宛平路交叉口是一座谨记桥，宛平南路是一条煤屑路称谨记路，一直延伸到龙华路，两旁全是农田，早上人们可以看得到有两辆救护车侧倒在谨记路旁，可见隔夜雾气之重，缓缓驶向龙华机场的救护车自己也翻倒在路旁，要别人去救援了，参加过救援工作的人后来说起，那天现场，钞票散落一地，桔柑滚了一地，四川辣豆瓣的磁瓶都打碎了，红的辣浆辣油，白的豆瓣和人血、脑浆混在一起，难以分辨不忍目睹。
那位洋机长当然没有见到他的夫人，那位美国太太变得好像专程来上海参加她丈夫的葬礼似的，还带累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遇难，使那么多人的家属亲人遗憾终生。
据悉那天晚上有三架民航机失事，另一架中央航空公司（央航）的客机在江湾机场坠落，还有一架在何处出事已说不清楚了。
一九四八年秋，徐蚌会战打响后，偏安江南的有些机构开始把目光转向港台等地，中国和中央两家航空公司也决定把基地迁往香港，从此公司内部人员往香港调动，出差也就多了起来。一九四九年春，随着局势的变迁，海陆空往南的交通运输更加兴旺，自不待言，两航飞往港台的班机也日益增多。某日，中航有两架DC—4班机飞往香港。一架由中国机师大概是Capt.Harold chen主驾，另一架由美国机师Capt.Sunby主驾。中航通讯部门的一位头头陆昌年，携夫人和妹妹调往香港，搭乘当天的沪港航班，登机前陆昌年发现他和妹妹的名字在Harold Chen的那架飞机机舱单上，夫人则在Sun－b y的那架上，为了陪伴夫人，临时找熟人把他和另一乘客对调一下，易如反掌，这两架飞机先后起飞，快到香港时获悉香港气候恶劣，要求该两架飞机飞往广州降落，Harold chen听话，照办不误，Sunby不知是以为这样的天气不会构成什么危险，还是有意想露一手，因为机上乘有老罗斯福总统（TheodoreRoosevelt）的孙子中航的董事长罗斯福先生，这架飞机径自飞抵香港，果真，香港天气恶劣，香港的老启德机场本来就很小，地势也不好，难以降落，如再飞往广州，Sunby脸上无光，于是他就在香港鲤鱼门外盘旋，希望气候稍有好转，立即见缝插针，乘机降落。不料事与愿违，不知怎么搞的，这架当时最新式四发动机DC—4客机竟坠毁在附近的魔鬼岛上，机上四十多名乘客和全体机组人员全部遇难，无一生还。
那个时代，航空界还没有发生过劫机事件，空难是全世界所有航空公司“古”往今来最头痛的事，机毁还不要紧，有保险公司。公司的飞行安全信誉，事关重大，还影响到全体员工当年的双薪，年终奖等，处理人亡煞是伤透脑筋，安葬、抚恤、赔偿、有理、无理纠缠，费不尽的口舌，做不完的工作，这架DC—4的善后事宜也极棘手，人都烧得面目全非了，如何让家属辨认呢？公司只能把烧剩的东西一鳞半爪陈列出来，给他们察看，这桩发生在五十多年前的空准，谁能说得清当时那么多遇难者是如何被辨认出来的，今就所闻并非目睹其中三人是这样被确认的。
在罗列的遗物残片中有一条狭长的布片，四周有烧过的痕迹，遇难者之一，当时“国民政府”的宣传部长彭学沛的家人（一说侧室）认出这是彭学沛的内裤残片，说是家中还有一条同样的经常换洗的内裤，拿来验证，果然与残片同一花式，同一质料，于是确认这一堆就是彭学沛的遗骸了。
残物中有一块银元大小的铁片，边上桔红色，不知是何物，后来忽然有人随口说道这东西有点像公司的证章（badge），这一说法触发了别人的想象力，查舱单，该机乘客只有陆昌年夫妇和董事长是公司人员，董事长属总公司编制，证章应为桔红色，与残物相符，于是这一堆枯骨就认定是董事长先生了。
不知道有没有通过手表、项链或其他饰品认出遇难者的事，但现场发现的一只金戒指，内侧有“昌年”二字，无可否认这一堆就是陆氏夫妇的遗体了。
中航机组人员执行飞行任务的当天，按起飞时间的先后，公司的交通部门都派车挨家挨户一机一车把他们接到机场，返航后，同样把他们一一送回家去，Sunby自然不例外，不久前Sunby自己有了一辆小车，从此以后，他自己开车去机场，不再去接他了，那天他长眠在魔鬼岛后，这辆小车停在龙华机场好多天后才由别人开走，人们走过这辆小车旁，不无感慨地想起那起空难。
事隔半个多世纪，今天来看这两起空难，都是洋机长不听指挥自作主张造成的，相信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各家航空公司一定都有严格的规章制度，约束所有与飞行有关的人员的一切不规范行动，以确保飞行安全。
（摘自《万象》2001年1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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