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上学时正赶上“文革”，自己都成为学生了，母亲缝制的小书包里还天天空荡荡的，直到一年级快毕业时，学校才发来书，但没有本，每到写作业的时候，老师就把学生赶到教室外去，让学生蹲在地上，老师念一个字，同学们就用手里的树枝在地上写一个字，写完后，老师就背着手一个个地检查，发现谁写错了，老师就抬起脚把写错的字抹去，让重新写。同学们一边写一边往后退，地上就留下一道道蚯蚓爬过似的印痕。同学们特别喜欢在雨后或雪地上写字，雨后的泥土显得很平实，在上边写出的字很清晰。而在雪地上写作业更是一景，平坦坦的雪如同一大张白纸铺在地上，同学们可以尽情地在上边写写画画，有时趁老师不注意，大家就抓起了一团雪打起了雪仗，雪地上的课堂就变成了嬉闹的战场，老师也是睁只眼闭只眼，让同学们打着玩去。多少年过去了，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只要一蹲在地上，就不由自主地在地上写字，这可能是那时养成的毛病。到二年级下学期情况更糟，连书本都没有了，只有老师手里有一本教科书，老师就动员同学们自己买本抄书。那时一个作业本也要四五分钱，要用一个鸡蛋才能换来一个小本本。我清楚地记得，每当我向母亲提出要钱买本时，母亲就把目光盯在那三只老母鸡身上，只有那三只老母鸡是我们家的经济来源，有时看到老母鸡几天不下蛋，母亲就坐卧不安，骂那三只母鸡没用，是废物，一旦发现有哪只母鸡恋窝，母亲就紧盯不放，生怕把蛋下到别人家的窝里去。老母鸡下了蛋，母亲就赶紧取出塞到我手里，让我快去换本去。比我们困难的雷小胜家里连只鸡都没有，更没有钱买作业本，每当抄课文的时候，老师就把自己的圆珠笔借给雷小胜，他就把课文抄在自己的手背上，胳膊上，肚皮上，大腿上，念课文的时候，别人捧着自己的本子念，他就举着胳膊念。他这人很聪明，他练就了左右手都能在自己身上写字的本领，一到夏天，穿着一件裤衩的雷小胜几乎全身都是字迹，如同现在流行的文身。他的勤奋感动了上帝，他最终还是坚持把学上完了，实行高考的第二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一所师范大学，现在他在一所县重点中学当老师，经常能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他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
真正书本齐全的时候，也就是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粮食节余了，就有钱买本子了。也许从小知道书本的来之不易，从小学到中学我对纸张就格外地珍惜，不敢有一点浪费，每个作业本正面写完后，再反过来写，两边密密麻麻写满了，再用它练毛笔字，直到没可用的价值了才丢掉它。后来当兵来到部队，我们连队紧靠一个印刷厂，这个印刷厂属于保密单位，外人是不能进入的，但我经常看到有两个师傅推着整车的废纸到一间旧房子里燃烧，看到那些纸张化为灰烬，我就有一种很贪婪的想法，如果那些废纸给我，我一定能装订不少本子，在上边能写不少东西。为了能得到那些纸张，我就找机会和那两个师傅套近乎，最后他们还真送给了我两卷废纸，并一再叮嘱我用完了就烧毁，我把两卷散发着油墨气味的纸张抱回去一看，那上边全是英文，那些示意图分明显示的是潜艇的结构，我一下明白了，这是一个军工印刷厂，他们烧毁的都是机密资料。为了谨慎起见，我把那些有字的部分剪去烧掉，把边边角角装订成大小不一的本子，放在我的枕下，用它们写日记，学习写文学作品，后来我把那些本子放在我的行军包里，跟着我走南闯北，现在那些写满了习作的小本本仍放在我的书柜里，那上边留有我军旅生涯的履痕，我舍不得丢弃。
后来我转业到一个单位，每天干着文案工作，天天与纸张打交道，面对洁白如雪的纸，我总是默默地要求自己，文要写好，字要写正，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要三思而后行，别稀里马虎地把好好的纸张糟践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