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和我访墓时先后都有看墓人带领去看的。当时年已七十余岁（1982年）的老好婆告诉我：“高家前村北面偏西方向有座大坟，原有树木高大，面积广阔。当地人叫它‘吴家大坟’”。
这信里说的，完全与我调查的地方一样。我记得这位老太太正在墓地上的梅林里锄草，墓地确实面积很大。这位老太太是吴家的看坟人，她还指点给我看坟被平掉时残留下来的砖砌墓基，这段墓基至今还在。我询问老太太她是否是为吴家看坟的，她点点头，我想给她拍张照片，她避开了，不愿意照相，后来我趁她不注意时还是照了一张。
信中还说：
李根源先生曾访过吴墓，《西山访古记》书中说：“吴梅村墓在光福潭西村高家前西北百步位”。“有墓地广十七亩”。
民国《吴县志》也有记载：
吴梅村墓在潭西高家前。
上述几点，有潭西字样，这是行政区划分造成的误解。光福镇（现名太湖乡）原有潭东、潭西两村，合并为潭东村，故吴墓现在潭东高家前，不叫潭西高家前。
文魁兄在信里说得够清楚的了，引起误解的是原称“潭西高家前”，现在是称“潭东高家前”了，好像地方不对了，殊不知两个东西高家前已合并成为一个“潭东高家前”。何况不论如何，你到当地去实地调查，只有一个高家前，并没有第二个高家前，可见高家前只是合并了，其本身的地理位置一成不变。
信里还说：
石壁山下，有梅村泉，李根源题。石壁山上的石壁下面有摩崖记载，原文：“戊辰春，祭扫先七世祖梅村公墓，路过来游。太仓吴诗永志”字样，至今完整无损。
这两条材料也很重要，证明梅村墓离石壁山很近，这完全是事实。我去年到修复的吴梅村墓去，看完了吴墓，文化局的同志就陪同我游石壁山，很近，没有走多少路就到了石壁山。本来还可在石壁山多看一点地方，不幸碰着大雨，我们只好在庙里躲雨。等雨稍过，怕再下大雨，我们就匆匆下山回去了。
所以现在重修的梅村墓，是确切无误的，决不是什么后人修的“衣冠?”，这是毫无根据的。必须认识到，吴梅村墓是苏州的一个名迹，也应该是全国的一个名迹，应该百倍珍惜，而不应该将真的说成假的。
但有一点是应该承认的，即花农周德忠发现的那块吴梅村墓碑，确实已不是原碑，而是民国时期“吴中保墓会会长吴荫培竖立的”（见徐文魁兄来信）。这一点说得很重要，我开始曾误认为就是当年梅村墓上的“圆石”，因为现在不是“圆石”，而是长方的墓碑形的。我所以误解，一是不知道吴中保墓会有重修之举，二是看到这块墓碑上部两角都是圆的，因此我误以为就是“圆石”了。这个错误，必须郑重声明纠正。但这并不是说那块发现的墓碑毫无意义，至少它曾是吴墓的一个重要标志。
以上是关于吴梅村墓的一点说明。
在这本书里，我还收了《从〈绿衣人传〉到〈李慧娘〉》这篇文章，这篇文章是文革前写的，当时康生他们提倡开放剧目，鬼戏也在开放之列。本来在传统剧目中，所谓的“鬼戏”与其他戏没有什么特别的界限，例如《乌盆计》《探阴山》《放裴》《活捉》《嫁妹》等戏是常演的，过旧历年时，常演的戏就是《嫁妹》，因为它寓有平安吉庆的意思。解放后，这类戏就不大上演了。“文革”前为了丰富剧目，增强文艺生活，上面就提出开放部分剧目，包括一部分鬼戏。在这样的背景下，孟超同志就欣然命笔，写出了《李慧娘》。剧本出来后就送给了我，我是肯定这个剧本的，而且我认为改编得很成功。在这出戏演出时，我当然也去看了演出，演出也很成功。孟超是个老作家，与我也较熟，所以《北京文艺》就特意到我家来约我写这个戏的剧评，因此我就写了这篇文章。文章发表后，得到很大的好评，孟超也很高兴。不久，上面又提出要写一些清官戏，要提倡海瑞精神。于是由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同志写了《海瑞罢宫》的剧本。剧本也送给了我，我还参加了讨论并观看了马连良的演出。不想“文革”一开始，这两出戏就成了吴晗、孟超和马连良先生的大罪名，受尽了批斗等折磨，恰好，这两个戏都与我有关，这
两位作者和马连良先生也都与我有关，于是我也受到了急风暴雨式的批斗。但当时我心里明白，戏和写戏的人、演戏的人都是无辜的，我们挨批斗，不过是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旋风席卷而已。终于孟超、吴晗和马连良先生经不起十二级台风的冲击，含冤而去了。我重发这篇文章，目的是为了深深地怀念孟超、吴晗和马连良先生！同时也借此让读者略略感知一点那个时代的风暴气息。
我在本书里还收了《战斗的思想家——李卓吾》这篇文章，这是“文革”中四人帮大搞“评法批儒”，硬要把李贽说成是法家，并命令出版社出版李贽的全部著作，并再另出选本。当时让我写这个选本的序，而且指定要把李贽定为法家。我当时既不能拒绝，也不愿照办，我只好一方面拖延时间，借机将李贽的书全部认真地读了一遍，像《焚书》《续焚书》《藏书》等是反复读了多遍。但无论如何也不能把李贽说成是法家，说李贽是资本主义萌芽阶段的初期民主思想的激进者倒是有充分理由的。因此我就写了这一篇《战斗的思想家——李卓吾》，文中一字不提法家。但我大量地引用了李贽的原话，使他们感到我是言必有据的。最后送上去后，不久即退回来，说不能用。我听说“不能用”三个字，如遇大赦，感到轻松了。当时我最耽心的是让我把它修改成为说李贽是法家的文章，这样我就难办了。大概我的这篇文章，引的李贽的原话太多，其中一丝一毫也没有什么法家的影子，真是“朽木不可雕也”，因此只好把它掷到垃圾堆里了。于此，我却想到了《庄子》的“无用之用，是为大用”的妙义来了。因此我把它收入本集，也借此作为那个时代的一点影子。
其余，我收在这本集子里的文章，多半是怀念故人的，而且他们大多是对革命有过贡献，在学术上有特殊成就的人，而在“文革”中却大多遭到了极惨痛的磨难，例如我们的郭影秋校长，我的老师周贻白先生，我的同门师弟祝肇年同志，我的好友名医巫君玉大夫，同学杨廷福、江辛眉兄等等，其坎坷的经历，真是令人泣下。他们现在都已经作古了，然而，他们与我在最艰难的岁月中结下的深情，是万劫不磨的。我的另一位老师冯振心先生有诗说：“万劫不磨知己在，百端难语寸心明”。这真可作为我此时的心情的写照。现在我重读这些文章，真是不胜“人琴之痛”，因题一绝，以念故友，亦以为本文的结束。诗云：
编《剪烛》集成，率题一绝
往事如烟费检寻。聊凭故纸系琴心，
十年桑海寻常事，只有青山似故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