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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从小到大，一个人为了什么而活着，会有不同的答案一样，对我来说，为什么写作，在不同的时候也有不同的答案。
十三岁左右，我开始写一部长篇小说，把一个故事当成最好玩的游戏，最真实的谣言来写，那时候是因为我太寂寞，没有书读，亦很少有朋友，那是七十年代，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所有的人都好像睡着了一样的寂静，所有的家庭好像在晚上九点以后都关灯睡觉了，连时代都那么寂寞和茫然，何况一个小孩。无所事事的时候，只有在家里玩一叠白纸、一支笔是最安全的。
从十三岁以后我没有放弃过写作的练习，那是因为在纸与笔之间我隐约能看到一个创造出来的世界，在长长的寂静的成长过程中，城市的女孩子深深地厌烦了静若山水的规矩的闺中的日子，生活中没有惊雷，实在的是，也没有毅然决然的勇气去创造一声惊雷。安静而漫长的日子，纸和笔搭起来的那个世界，上演着我可以主宰的故事。那时，我为渴望着窗帘和书桌之外的世界而写作。
二十五岁后，写作在我的编辑生活里渐渐加重，它们渐渐地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总是在想我要写什么，我又该接着写什么。那时，是为了不要虚掷我整日、整月、整年的大片时间而写。我所工作的编辑部是一个老牌杂志，有许多编辑瓜分版面，每个人只能分到极少的一小块。但我们编辑部必须每天上班。于是，有许多时间是放在望对面老楼的废弃烟囱上不停亲嘴的鸽子上。一个老的单位，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总是关系十分复杂。刚从学校毕业，全然没有社会经验的我，常常感到极不适应。不适应导致反感，反感导致逃避，像青少年时代我所做的一样，一路向自己最熟悉的世界逃过去，那就是闭着嘴，动笔，落字到300格的稿纸上去。
三十一岁，我生了孩子，度过了甚为艰辛的零岁孩子母亲的一年，在那一年，我以为自己是真正尝到了生活的辛苦、无助和对我来说很大的失望。在我的心里渐渐堆起了一些东西，而面目不清的东西，感性的东西，包含着某一种意义。我开始写一些不同的东西了，那是我认为要向人说出来，我经过了这些这些和这些，已经有所成熟。那个阶段，我写了长篇小说。那是在以前我认为自己不会去写的文体，我一直不觉得，自己会有那么多话要说。
三十三岁以后，开始每年有一段时间在国外了，我去看到了从前自己十分向往的东西，看到了在莫斯科大歌剧院的舞台上的天鹅，看到了《蒙娜丽莎》在卢浮宫里的那种微笑而摄人的脸色，看到了肖邦洗澡的那块水池，看到了罗马悲壮地追风而长的古松树，还有但丁遇见他七岁的爱人的那段老桥，我在桥上走过，没有遇见任何熟人，也没有停下来。
我看到了世界，而那世界却像一面镜子一样，照亮的是我自己，在广阔的世界面前，我认识，想要认识的，是从前不曾注意过的自己，我为什么会成为今天这样的一个人。这时，我已经习惯要一面写作，才能深入地思考。所以我探索，追究，怀疑，所以我写作。
写作对我来说，就是像吃饭喝水一样自然而本质的事。它没有什么可伟大的，但它是不能缺少的。
将来写作会又意味着什么呢？这是我所不知道的事，我不用为此担心。
（摘自《上海色拉》，陈丹燕著，作家出版社2001年1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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