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是一门艺术。经济学家的话语，也应该是艺术。读美国当代经济学大师施蒂格勒、弗里德曼和克鲁格曼的经济学“话语”，会感到美在其中。英国当代博弈论经济学大师宾默尔（KenBimore）的皇皇两巨卷《博弈论与社会契约》，是口罗嗦了点，但语言很美。香港的张五常大教授，文章作得深，文笔也了得。这就是经济学。这就是艺术。张军在哈佛，用通俗的语言，说经济学的道理，有了这本书。美在自然，自然中有美。这是一个努力，也开了一个头。
这本《话说》，似在说企业家精神，似在说企业家所需的制度环境，也似在说企业家的企业所需的金融机制安排。但张军的本意，好像是在话说未来中国经济改革的走向。说走向，就是个大话题。大话题，说来就不易。但张军说来，却这么随意自然。随意中有意，有意说随意。这就是“话说”。这就是艺术。
张军说，企业家精神，与制度环境有关，与金融体制安排有关。这没错。话好像没说完。“精神”，是个文化现象。民族有民族的文化，企业也有企业的文化。企业家精神，不但是个企业文化问题，是个民族文化问题，也是个历史传统问题。希尔斯（Edward Shils）说过，一种文化范型若能持续三代以上，就可以视作为是传统。中国计划经济的“文化”，有几代了？中国市场经济“文化”，又有几天？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又“精神”多少？
企业家精神，内在于市场经济之中。如没有市场运行，何来企业家精神？市场，是一种制序安排（an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内涵着种种制度规则。如制度规则是浸透着计划经济“文化精神”的，企业家会有“精神”？会有企业家？由此看来，张军是对的。建制不改，精神何来？于是，要进行“制度创新”，包括金融制度创新。
在《话说》中，张军好像在说，制度太完善，不利于企业家的兴起。制度太完善，企业家就没有“企业”（enterprise——即“冒险起家”）的机会。企业家，均是些会“钻”制度空子的人。因而，企业家，只有在制度的夹缝中，或在制度不到的地方，才能“企业”起来。这是张军所看到的别人好像还没有看到的地方。如果张军这里所说的制度，是指计划经济和中国转型时期的种种法规，这一判断就没错。如果这里所说的企业家，是指中国当今万千民营企业家，基本上也符合事实。但美国的企业家也是在制度不到的地方“企业”起来的？
市场，是交换，用经济学的时髦话语来说，是“博弈”。企业家，是会“钻空子”（机会）的人，也是博弈者。博弈者博弈，不但遵从博弈规则，也创生着博弈规则。博弈中出秩序，秩序中生规则。规则么，亦即是新制度经济学家所说的“制度”。——这是我从哈耶克老先生的“自发社会秩序”理论中引申出来的结论。于是，制度创新的主角，应是市场博弈者，是企业家，而不是“中央计划者”。否则，卢梭犹在，计划经济的影子也总是不去。
企业家精神，与制度有关，这是张军的洞见。但因精神是文化现象，那么，制度与文化，关系若何？文化是场景，是脉络，这是格尔兹的见解。制序（包括制度和秩序）是文化的“硬化”，是文化的“道成肉身”。我现在初步这样想。制序存在于文化场景之中，又内涵着文化脉络。文化支撑和维系着制序，为制序和制度变迁提供“文化拟子”（memes——英国生物学家Richard Dawkins语）。于是，企业家精神，内在于制序安排中，更内在于文化之中。
现代市场经济秩序，如诺思所见，是从西方世界中兴起的。现代企业家精神，也是随着西方世界兴起而兴起的。儒家的“克己”，释家的“参禅”，道家的“自然”，含不含企业家精神？传统中国文化，孕不孕育企业家精神？说不来，也说不出。但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那就是，企业家是市场中的企业家。没有市场，何来企业家？没有企业家，何来企业家精神？这好像什么也没说。因为，反过来看，没有企业家精神，何来企业家？没有企业家，又何来市场？鸡生蛋，蛋生鸡，没完没了。把这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放在文化场景中，是否能看出个门道？
不是有“儒商”么？儒商没有企业家精神么？儒商不是怀揣着儒家文化么？于是，就有了儒家精神与市场机制的生发非矛盾说。但是，港、台、新加坡和海外华人的儒商企业，是在“祖国大陆”外既存的市场中冒出来的，并多为家族企业，颇具中华特色。这说明了什么？台湾商界名人赵耀东回答说：“台湾只有资本家，没有企业家”。金碚几年前则说，中国企业家不能办好大企业。何也？大家都把板子打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屁股上。
中国现在不是有“海尔”？海尔不是大到“五百强”了？据说，张瑞敏专门从日本请了个研究老子的专家做顾问。张瑞敏，算个“哲商”，也像是个“儒商”。为什么在中国大地上长出海尔这棵树？为什么在鲁国旧地出了个张瑞敏？靠儒家土壤？非也。中国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实验的社会工程，破坏了传统中国的礼乐文化，包括传统家庭和家族观念。改革后，却遗留下来一种映照着科层制（hierarchy）的“管理（人的）文化精神”。于是，歪打正着，出了个海尔。时下，一对夫妻一孩，兄弟姐妹不见了，亲戚少了，家族观念也淡了。人抽象化了，也社会化了，剩下的只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效用最大化追求。这也可能因祸得福：未来中国大陆的土地上，也许会长出大企业和大企业家来。当然，这还需要世界经济全球化的“雨”。
2000年圣诞于复旦
（张军，《话说企业家精神、金融制度与制度创新》，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