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专家、学者对诸如亚太地区、世界经济发展趋势以及世界经济对中国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但在分析世界经济时，大都遵循旧的分析框架，将中国视为一个外生变量而撇开不论。世界经济的重心正在向亚太地区转移，而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使得其在东亚经济中处于重要地位。当前中国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外贸、外资，都已达到非常大的规模，人民币成为亚洲乃至世界支点货币的条件正逐渐形成、市场经济体制也已初步建立，加入W TO将使我国更加全面地融入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进程中。因此，撇开中国来分析世界经济是不完整的世界经济，反过来基于一个不完整的世界经济的前提来研究其对中国的影响，其结论和观点也必然是片面的。因此，将中国、东亚与世界三者置于统一框架，研究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当前研究世界及我国经济的现实要求。该著在此作了有益尝试。可以说本书首次将中国纳入全球经济体系，始终将中国作为世界经济的一个内生变量，从而对中国、东亚与世界经济的分析更加全面、科学。作者借助各种计量模型、指标体系对中国的经济规模和综合国力进行了量化研究，预期21世纪前期将形成人民币区；指出了中国的崛起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的影响以及中国面临的挑战与因应策略，等等。这不仅为研究世界经济趋势、我国经济发展战略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和新的思路，也是世界经济学科建设的一大成果，为我们今后研究世界经济理论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框架。
正如作者在开篇所提到，“今天我们研究世界经济学，并非是要研究某一种制度必然灭亡，必然要取代另一种制度”，而是要研究“影响世界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是如何在世界范围内更有效的配置”。该著紧紧抓住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两大基石即科学技术和跨国公司来研究。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说，科学技术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推动力，而跨国公司则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物质承担者和财富创造者，也是科学技术的推动者与受益者。基于此，作者对中国、亚太以及整个世界经济中的科学技术与跨国公司的发展历程和未来趋势进行了全面剖析，得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观点，如全球化使跨国公司而不是民族国家成为21世纪世界舞台上的主要实体等。
随着国际经济学的兴起与迅猛发展，世界经济学却越来越受到质疑，“被认为是一种既无理论、又无体系的‘大杂烩’”。而作者认为，“研究世界经济发展规律不但成为理论的需要，而且成为指导实际生活的必然”。世界经济学受到挑战的原因在于“理论研究和创新还远远赶不上实践发展的需要。”在传统的世界经济理论中，强调生产关系而忽视生产力的发展，强调制度的静态优劣而忽视其动态变化，强调经济与政治的互动而忽视引起世界经济增长及其格局变化的其它因素，如文化、宗教等。作者认为，在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深化的同时，政治、文化、宗教等各个上层建筑领域也在发生激烈的碰撞，甚至冲突。而任何一个因素的突变都会影响到世界经济的发展，美国“9·11”事件对世界经济影响甚大，而宗教、文化因素是事件产生的主要原因。世界经济理论的研究需要吸收其它学科的成果来充实自己，只有这样，世界经济学才会有生命力。作者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同时，广泛吸收了史学、政治学、管理学、未来学、宗教学等多学科成果，得出了一系列其他著作中鲜有的多学科交叉性的论点，如作者认为“东亚奇迹”的创造是“后发优势”造成的，而儒家文化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在“东亚奇迹”的创造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包括“日本奇迹”的创造，“汉江奇迹”的产生，“四小龙”的出现，“五小虎”的形成等，都与儒家文化的作用有一定的关系。这些现象单纯依靠经济学原理则很难透彻地解释。
总之，任著视野开阔，立意深远，是世界经济研究的一部力作，拓宽了世界经济学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框架，强化了世界经济理论的解释能力和可操作性，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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