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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出门，在给自行车加气的瞬间，我想我的方式要变了。以前我把生活中的一切用来为写作服务，可以为之去受苦，而现在我想是不是要调转过来，写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它是生活的一部分，写作是为了让自己的生活更美好，生活得更自由更有情味，没有比生活更好的艺术。那天我在耀眼的秋日阳光中，为自己的觉悟而激动。
我在想，这个转变是杜尚给我的。
杜尚最好的作品是他的生活。我对这位艺术家本人比对他的作品更感兴趣。他的一生一半时间在巴黎，一半时间在美国；一半时间搞艺术，一半时间下棋。在他身为公证人的父亲那儿得到一笔遗产后，杜尚跟随他画画的兄长来到巴黎。1915年，为躲避欧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到了美国，之后就一直生活在那里。他的一生活得智慧圆融，避开一切对生命可能构成束缚的东西。晚年他这样说过：“我有幸在很早就意识到人生不必拥有那么多东西，妻子啦，孩子啦，房子啦，汽车啦，这些东西让人操心不已，人生沉重不堪，我一生总是轻装，不带任何负担，连计划也没有，我只是随着自己的兴趣活着，所以我生活得很幸福。”
出门旅行，除了牙刷和几件衣衫，他不带任何的书，书对他也是一种负担；他一生没有固定的职业；他不想牺牲自己的自由把自己卖给某一种社会职业，成为一个职业动物，这是让他最不能忍受的一种人生。一方面他从父母和兄长那儿得到一点遗产或资助，有时也靠卖画或教法文得到一些收入，另一方面他对物质生活要求不高，衣食住行相当简单。用他的话说，生存的关键主要是看花钱多少，而不是看挣钱多少，他断不肯为物质去役使精神。“我喜欢呼吸甚于喜欢工作。”这是他的名言。
杜尚喜欢下棋，自己做了一副袖珍小棋，他的朋友见到后建议他把这种小棋投放到市场，申请专利，可以发大财。杜尚回答：我要了那些钱做什么用呢，我需要的我已经有了，我不需要更多的了，如果我有了更多的钱，我还得去安排它们，为它们操心，累不累啊？美国一个富豪愿意每年付一万美元给杜尚，只要他每年为他画一张画，杜尚没有接受，事后有人问起这件事，杜尚回答了一句很精彩的话，“1916年，我已经29岁了，懂得怎么自己保护自己了。”
杜尚喜欢过单身生活，为的是保持他生活的自由；有人问他是不是反对女性，他说他反的是结婚；他不愿把男女之间美好的关系落实到婚姻形式上，他害怕将自己的宝贵的生命消耗在磨人的婚姻之中。他发现婚姻和许多事情一样没劲。发现自己比想像的还像是个单身汉坯子。
杜尚心中没有是非高下之分，没有好坏你我之别，生命无拘束地展开，人生便成了艺术；他的生活反映出他从无意识的无尽源泉所创造出的每一个意象，每一个行为都表现了原本性，创造性，表现出他活泼泼的人格，他使自己从人的片面的有限的自我的监牢中走出来，看清艺术只不过是人类生存中的无数活动之一，和其它活动没有什么两样，因此他认为艺术不应该凌驾于人类其它活动之上，不值得人们去那样推崇和尊敬。他这样说过：艺术它只不过就是一件事儿，它不是我的整个生活，远远不是。在我看来它只不过是一种瘾，类似吸毒的瘾。艺术家也好收藏家也好，和艺术有任何联系的人也好，都是沾上了这种瘾。他敏感到艺术这个地盘上人们滋生出的自大与偏狭；人们在这里拉帮结派，建立标准，推崇权威，互不卖帐。而杜尚不是把艺术放在美的范畴来考察而是放在存在的范畴来看，他把艺术整个的翻了个个儿，能把自己从艺术的局限中超拔出来，站在艺术之外来看待艺术；这仿佛物理领域里的爱因斯坦的情形，他能把自己从三度空间的局限里超拔出来看待宇宙。
有一年，他将《下楼梯的裸女》送到浦托集团的沙龙中展出：一个正在下楼的裸体，而且是一个机械一般的裸体。杜尚的作品激怒了所谓前卫艺术家们的审美趣味，杜尚当即把作品从展览上用出租车运回家里，从此，他不再相信什么集团，不相信任何主义与教条，不再相信任何人为的东西，其中包括一切被我们通常视为极其重要的人类事物：政治，宗教，艺术，伦理。他认识到要保持人自己真正的自由就必须和人类所有立规矩建标准的企图分开，无论其规矩或标准是在什么名义下的：正统的，权威的，革新的，先锋的……都不介入。他对任何组织和流派都失去兴趣，他避开了与艺术圈子的人交往，在图书馆找一份差事，喜孜孜地帮人借书还书，他和当时的现代艺术决裂，与人类一向以自我为中心的狭隘的理性决裂，他一直游离在一些流派之外，达达派，超现实主义都想拉杜尚入伙，但他都不是他们的入。1922年在巴黎办的达达作品展览上，达达们写信希望当时在美国的杜尚能送一件作品来参展，达达派们对杜尚的给《蒙娜丽莎》画胡子的戏作十分推崇，把他当成了精神领袖，但他们的“领袖”回了一封电报：给你个球。这让巴黎的达达们傻了眼。杜尚看清达达运动对一切的不买帐很大程度上是一群人情绪上的反映，
而不是他们人格的外显，对艺术达达们有砸烂一切的表示，但他们砸烂一切后要的是什么，只不过是抢班夺权，把旧的赶走再建立新的。杜尚以为真正的达达是甚至连达达本身也该反对的，在他看来，真正的自由是无可赋形而附着于任何名称的一种精神或一种态度，无需要大张旗鼓地搞成一种主义与运动，因为那样会不可避免地落入俗套乃至成为束缚。所以超现实主义代表人布勒东成了领袖，接受各方喽口罗的朝拜时，杜尚放下了与他亲密的接触，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在他们内部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往往找杜尚去调停，他也去，但就是不把自己算作他们中的一员。无论什么主义都留不住杜尚捉不住他，任何主义都适合不了那置身于活泼清新的圆融境界的杜尚。他的内心总是宁静的，又是极其自信的，他从来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观点作任何辩护，别人不理会也好，别人吹捧也好，那都是别人的事，他不攻击别人，不与别人争执，“是”是杜尚一贯采用的词汇，以此保持自己的自由。对于不赞同的事，他用避开一法来躲开，人们找不到任何一个极小的机会和他辩论，当辩论来临时，他会说：“没有什么事情是重要的。”他身上保持一种卓立不群的气质，他终生都在用他的慧眼抵制巴黎艺术界那种貌似的杰出与优秀。
由于他终其一生在抵制一切人类自身的偏狭造出的规矩和定义，所以他总在艺术的领域里对那些人为的东西发难，用轻松玩笑的方式把艺术嘲弄个够：他把小便池当作艺术品送去展览，在蒙娜丽莎的唇上画上几撇胡子，以冷漠而超然的态度推倒一切为人们所膜拜的偶像，在艺术领域里进行着颠覆性的革命。他把机器形象和机械描绘手段引入绘画。用无诗情画意的机器来排挤绘画中的感性美，让绘画变得不像绘画，他用了八年时间创造了一张不像任何画的画：《大机器》。他甚至将生活中的普通之物：现成品拿来当艺术品，借以取消艺术自诩的趣味和美。他给妹妹的结婚礼物是这样一件作品：他拿一本几何学的教科书用绳子系在住处阳台上的栏杆上，听凭风吹日晒，隔了一段日子，那本书就慢慢地朽坏了——表明他对权威的不恭敬，反对任何规矩和教条。他也不信科学，因为科学也是人设置的标准。他从不在艺术领域确立领袖的地位，他就是不相信什么地位，觉得那是十分可笑的。用他的话说，就是不能对生活抱一本正经的态度；他把思想看得比技巧重要，把做人看得比做艺术家重要，他把生活本身看得比艺术重要，许多人只关心技巧，不关心思想，只热衷做艺术家不懂得如何做人，只想着艺术，生活却过得很糟，杜尚却全是反着的。
杜尚具有一贯的怀疑精神，永远不接受现成的东西，他宁可不做也不重复自己；不断地变换自己的思想和创作方法，不断地试验，不愿意窝在一种风格里讨生活，用他的话说：从本质上说我对改变有一种狂热。他常常自己和自己做对，为的是不让自己安逸在现成的趣味之中，他不仅仅摆脱了艺术的局限，也摆脱了做人的诸多局限。杜尚用他自己的生活、生命本身提醒给我们这样一个重要事实：艺术被限制在一幅画或一个雕塑中是一种狭隘。他把艺术放大为做人，放大为人生，艺术能让我们活得潇洒，活得不苟从，活得充满创意。
杜尚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件风格清新的美妙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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