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上次作序的时候，我们对于西方同行的工作还只知一鳞半爪，那么今番再来作序，简直就像在介绍老朋友的一些新作了。换句话说，其实再没有什么时候，我们曾对汉学有过现在这样系统的、与时俱进的知识，不仅可以密切关注其学术发展的动向，就连译介工作都与其展开过程日渐同步。这当然可以算作一种成绩，不过这小小的成绩却不仅没有使我沾沾自喜，反倒带来了进一步的精神煎熬。作为长期以来此类工程的主要主持者，我完全无法回避这样的事实——越是系统地引进某种活生生的外来学术话语，就越要给原有的文明基础带来深重的冲击和致命的紊乱，古代的佛学是这样，近代的西学是这样，当代的汉学也肯定会是这样。
的确不错，如果借用康德的一个说法，我们可以尖锐地揭露和批判说，人们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文明环境本身，往往会产生某种“先验幻象”，以致对那些先入为主的价值或事实判定，会像对于“太阳从东方升起”之类的感觉一样执信。也正因为这样，那些学术研究家的文化使命，才恰在于检讨现有的知识缺陷，适时地进行修补、突破和重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毫不犹豫地挑明：任何人都不会仅仅因为生而为“中国人”，就足以确保获得对于“中国”的足够了解；恰恰相反，为了防范心智的僵化和老化，他必须让胸怀向有关中国的所有学术研究（包括汉学）尽量洞开，拥抱那个具有生命活力的变动不居的“中国”。
然而，僵化的另一面却又是泡沫化。汉学毕竟既是中学的一支，更是西学的一支，那中间潜伏着许多未曾言明的外在预设，本质上跟本土的国学判然分属于两大话语系统。正因为这样，尽管中国传统早在西风中受到过剧烈震撼，可一旦大规模地引进作为完整系统的汉学，它仍然要面对着新一轮的严峻挑战；我们甚至可以说，此间的挑战竟还大过对于主流西学的引进，因为它有可能直接触及和瓦解原有文明共同体的自我理解，使国人在一系列悖反的镜像中丧失自我认同的最后基础。当今中国知识界可怕的分化与毒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缘于汉学和汉学家的影响。这种要命的相对化刺痛着我们：一旦丧失阅读和思考的主动性，陷入别人的话语场中而无力自拔，就有可能被别人特有的问题意识所覆盖，乃至从此难以名状自己的切身体验，暴露出文化分析的失语和学术洞察的失明。
幸而，我们还没有泯灭进行文明对话的渴望，还把这种对话看成唯一现实的救度之路。在这种深深的渴望之中，国学与汉学这两种自成系统的学术话语，在彼此解构与相互竞争的同时，就仍有可能彼此解毒和相互补充，从而在文明之间激发出辩证发展的“中国性”来。换句话说，对抗着堕入绝对主义或相对主义的双重危险，那个构成了两大学术群体之对话基础的“中国性”，作为双方共同意识的主动构成物，仍有可能在学术的文化间性中不断漂移，在互动的知识增长中不断漂移，在超越的文明对话中不断漂移，从而使我们既不丧失自我认同的坚实前提，又能跟现实世界构成良性的互馈。
由此一来，“中国”一词所包藏的无尽学术潜力，中国研究领域所蕴涵的无穷思想魅力，也就太值得发挥主动精神去阅读去领略了！这个肯定要伴随我们生命始终的学习过程，也同样需要既不封闭又不盲从的阅读心态，以便同时对抗固陋的本质主义和油滑的虚无主义。我们必须认识到，正像当年的佛学曾经挑战出了宋学高峰一样，我们现在大规模引进的汉学成果，也有可能表现为空前文化创造力的机遇和前奏；而中国事实也终究有可能不再只被遵循外来语法去解释，相反倒有可能在理论创新上对世界表现出顺差。——大家赶紧打开这些书本吧，因为所有这一切，其实全都在我们的一念之中！ 2001年12月18日于北大草庐
附：《阅读中国》丛书第一批书目《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美）杜赞奇著；《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马克·赛尔登著；.《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美）弗里曼、毕克伟、赛尔登著；《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美）何伟亚著；《先哲的民主》（美）郝大维、安乐哲著；《中国历史研究的范式》黄宗智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即将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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