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学术价值的自然是它的真理性和深刻性。然而任何学术理论都是人的大脑的产物，因此它不仅具有理性而且具有人性，不仅具有人性而且具有个性。这在人文学科方面尤为明显。当你翻开一部学术性著作时，你所面对的就不止是一种理论，同时还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我们读袁良骏先生的《准“五讲三嘘集”》，这种感觉特别突出。
袁先生是我的老师，我在北大中文系上二年级的时候，袁先生留在系里做助教，那时，他已经是小有名气了，还是学生时他就在《光明日报》上与郭沫若商榷曹操的评价问题，而且在鲁迅研究方面也十分活跃。现在，他的学生都已然老气横秋了，袁先生却依然充满活力，在文学研究领域里锐气不减当年。像他这样能够始终保持一种青春状态的学者，是不多见的。
袁先生是现代文学专家，而他研究的范围要广泛得多，《准“五讲三嘘集”》不仅记录了他近年来的学术研究和活动，还包括了从一个学者的角度对当今社会文学和文化现象的看法。他一方面站在当代看现代；一方面又站在现代看当代。书中谈及的人物，从鲁迅、周作人、徐志摩、丁玲、张爱玲、沈从文、舒芜，到白先勇、金庸、夏志清、琼瑶，以及余秋雨、浩然、王朔、棉棉等。在这些论说中，既体现了他的学识，又明示了他的观点；既反映了他的思想，又表达了他的情感。我们从中能够看到一个在学术理论问题上极端认真、绝对负责、毫不妥协、永葆热情的袁先生。我们读到的是非常现实的、富有激情的和极有性格的文字。
我认为，贯穿于这些文字中的最清晰又最深刻的东西是一种真诚。真诚不代表学术，然而学术需要真诚，只有真诚的学术才可能更接近真理。袁先生是鲁迅研究专家，写过多部鲁迅研究著作和上百篇关于鲁迅的随笔，但他没有忘记一笔旧帐：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奉命写过拉鲁迅为政治斗争服务的东西。他说，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歪曲了鲁迅，误导了读者”，是以背离鲁迅精神研究鲁迅。袁先生把自己当时的做法称之为“走火入魔”，是他“终身难忘的沉痛教训”。袁先生对丁玲的研究也是比较早的。编过《丁玲著作年表》、《丁玲研究资料》、《丁玲集外文选》，出版有《丁玲研究五十年》。他对丁玲在一次次政治运动中受难，对她忍辱含垢几十年的境遇十分同情，但对丁玲在与沈从文的恩怨中所表现出的绝情、不顾历史事实、乃至恶语相向，以及她在创作理论方面非常陈旧而极端的观点，均有评议。文坛的是非恩怨很难理得清，袁先生以他的真诚去梳理纷乱的历史，去开掘他的文学研究，把体察和把握事物的态度，变成为他理论思维的特点和风格。
有真诚才可能坦率，而在坦率的背后是自信和勇气。一种缺乏自信没有勇气的学术只能仰人鼻息、拾人牙慧。袁先生的作品中充满了自信和勇气。当年质疑郭沫若时，袁良骏不过是个学生，郭老说他“不读书好求甚解”。这话至少一半是说对了，“好求甚解”，敢求甚解，确实是袁先生的性格。袁先生不是那种闭门书斋做学问的人，他对与文学相关的社会现象都极为关注，而且有很强的责任感和参与意识。对文坛热点如：新儒学问题，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和鲁迅的评价，文学的高雅和低俗，“周作人热”，金庸和武侠小说，浩然的自我评价，余秋雨的是与非，王朔现象，卫慧、棉棉与“性爱小说”等，都发表过文章，直率地表明自己的看法。他的学术不是教科书式的，而是观照当下、联系现实的；不是超然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涉世的、锋芒毕露的。他不能容忍对基本事实的违背和对基本原则的破坏。在学术问题上，这个从山东农村一步步走上来的学者，既不怕穿鞋的，也不怕光脚的。也许这正是他的魅力之所在。
学术理论也是人的生命体验，它应该具有人的内在情感，既包含着人生的意义，也蕴蓄着心灵的激情。并非袁先生每一种论点都能被所有人接受，他的较真儿和穷追不舍，还使他经常处在论争的旋涡，但他那种一以贯之的追求真理的精神和壮心不老充满活力的激情，始终令人敬佩。与冷冰冰的学理和带有铜锈味的文化相比，袁先生的学术是踏实的、真挚的、炽热的。他的学术态度和精神，在今天的理论文化环境中无疑是非常需要的，而且是十分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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