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杜诗是否全注明白了呢？
显然没有。杜甫刚逝去时，其诗歌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并未被人们所认识，连其时的一些大家，如白居易，也对杜诗表示出一种冷漠，认为其可传世之作“亦不过三四十首而已”（《与元九书》）。其后，杜诗的价值虽逐渐被人们所认识，但是由于受时代和文字、音韵、文学等学科发展的水平所限，漏注、错注或注各异说在所难免。宋人郭知达有言：杜诗入宋以后注者很多，但“是非异同，多所抵牾，至有好事者，掇其章句，穿凿附会，设为事实，托名东坡，刊镂以行，欺世售伪。有识之士，所为深叹”（《刻九家集注序》）。著名古典文学和音韵学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黎锦熙先生早年在讲台上也曾说过：杜诗是唐诗的顶峰，唐以后注杜诗者很多，有全部注者，也有三言两语论及者。但直至今日，并未把杜诗全部注懂。
黎先生也许想象不到，他的这一句话被当时坐在台下的一个学生牢牢地嵌进了大脑中，成为其学术生涯中不曾衰竭的动力。几十年之后的今天，这位学生以其学术专著《杜诗新补注》（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2002年1月）回报了老师授业之恩。他就是郑州大学图书馆原副馆长信应举先生。
《杜诗新补注》涉及杜诗700余首，约占传世杜诗的一半。作者把自己的补注形式分为5类：释难词，解疑句，正错误，补缺失，辨异注。运用的知识涉及到历史、文学、音韵学、考古学、文字学、地理学、佛教经义等诸多方面，书中选取前人旧注中或不注、或注有异说以及作者认为注错之处，加以补注或辨识。所做补注不囿于成见，不止于名家，惟参照现代研究的成果兼之以考校经典，抑或根据对杜甫“度陇客秦，结草庐于成都氵襄西，扁舟出峡，泛荆渚，过洞庭，涉湘潭”的漂泊生活和其时其地民俗民风的记载，精心考证，释疑纠错，言之有据，自成一家之言。特别是在辨识异注和解释疑句时，作者俨然生活在诗人左右，据实推求其生活和心理活动，与之心意相通，或旁征博引，推理谨严，以臧否各家旧注是耶非耶；或依照格律，中规中矩，以解惑释难而定正否错否，驾轻就熟，环环相扣，看似随手拈来，却能一语中的，尤见作者的学识和功力。
古人论诗，讲究情志，所谓“诗言志，歌永言”（《书·舜典》）。刘勰说过：“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文心雕龙·明诗》）白居易也说：“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说明我们的先人们早已认识到，评论诗歌，离不开对诗人的了解和认识。注诗虽不同于评诗，但其理相近，其道相通，即仅仅有音韵、训诂、格律等方面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只有深刻地了解和认识了一个人，才能够把诗注通、注懂。杜甫生活在唐开元至大历年间，经历了大唐由盛而衰的变故，诗人奇高的才情和远大的抱负最终也无法得以施展，仕途的险恶和人生的坎坷与诗人的理想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他曾经有过的“致君尧舜上”的宏伟抱负，“恶竹应须斩万竿”的战斗激情，“哀伤同庾信，述作异陈琳”的无奈之叹，都积淀在诗人的心里，寄托在一首首诗中。清人仇兆鳌在《杜诗详注》自序中有过一段很精辟的话：“是故注杜者必反复沉潜，求其归宿所在，又从而句栉字比之，庶几得作者苦心于千百年之上，恍然如身历其世，面接其人，而慨乎有余悲，悄乎有余思也。”这其中的核心之处就在于“得作者苦心”。
笔者感受最多的，不是作者对多种知识娴熟地运用，而是一种心与心的交流，是作者与诗人相隔1200多年时空的心灵的对话。我在想，如果没有这种心与心的交流，仅凭僵硬、生冷的文字工具，要对已经无数人注过的杜诗有所发现，是非常困难的。可以说，正是这种心与心的交流，像一根看不见的线，把书中各种知识、材料贯穿了起来。杜甫《临邑舍弟书至苦雨……因寄此诗用宽其意》中有“领簿曹”一语，旧注多不注，惟仇兆鳌以“簿曹”为县主簿。作者不同意仇的注解，并从四个方面进行考据，一是“簿曹”见《后汉书·百官志》，“主财谷簿书”，但县主簿所掌何事，两唐书均未明言；二是唐姚合曾做过县主簿，从其诗知为掌印之官，故不可断定簿曹就是主簿；三是从唐代官制来看，县主簿为朝廷命官，若非科举中第而取得功名，是很难充任的。而后作者根据诗人的情况进行推求，杜甫此时年纪尚轻，自己也无官，直到天宝十载因进《三大礼赋》才被玄宗命待制集贤院，又过了四年才授其胄曹参军的小官；其弟若早其多年为县主簿，必定是有功名出身或献诗赋动朝廷之事，而若有这样荣耀的事，杜甫何以在自己的诗文中无一字及之？作者因此断言“簿曹”不是县主簿，而是掌管财物出入的无品阶县吏。在这一段注中，作者运用了多方面的知识，而点睛之笔，当是对杜甫情况和心境的揣摩。《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中有“借问频朝谒，何如稳醉眠”句，旧注有据此议论说杜甫无意朝谒，是不想北归做官。作者则分析了杜甫其时的处境和心境，指出这不过是一种无可奈何之语，因为“杜甫知道，即使北归，自己朝中无人相助，朝廷也未必会授予新职”，表现了诗人犹豫不决的态度。如果不把自己设身处地放在诗人当时的位置去推求诗人之心，是难以得出确解的。《寄题江外草堂》“幽贞愧双全”一句，旧注多数作“愧”字，只有仇兆鳌注本作“贵”，作者在注出“幽贞”一词的出处和其词义“失位处幽而不失其贞正”后，指出“处困境而又不失操守，这就是幽贞贵双全……若做不到，这就是幽贞愧双全”，接着有一段话：
“以杜甫的情况而论，流落江湖，处于穷困，而又不愿向人开口，这就很难生活下去。所以他常常自叹‘艰危作远客，干请伤直性，‘廷争酬造化，朴直乞江湖’。这些事情都是他不愿干求而又不能不干求的。”
作者实际上表明了自己不同意仇注本的“贵”字，而于字里行间对杜甫生活和处境那种深深的同情之心和理解之情，更是跃然纸上，不由得令人动容。我们在读《杜诗新补注》时，随时都能够感受到这种交流的氛围，恍然如在滚滚东去的长江边上，或是在炊烟袅袅的山村茅屋，又或是在菜园田间，仿佛作者、读者和诗人围坐在一起，吟咏或讨论诗歌，诚心相待，一任情怀之所至，几臻物我如一的完美境界。
当然，《杜诗新补注》不是文学作品，透彻地理解诗人的心理，为的是使注释更加符合诗人的原意，更加贴近已经逝去的事实，使注释更加可信，从而增强书的学术价值。但是，这种心灵的对话无疑为这种可信和学术价值增添了分量颇重的法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