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下翻阅《中华读书报》，偶然读到一篇王延之先生的《关于情结问题》（2001年12月19日11版）的文章，是探讨中国传统文人仕隐情结问题的，因为我等刚刚写过这个题目，便饶有兴趣地读了下去，竟然就是评论拙作的。中国多年来的风尚，多是作者托请名家撰写书评，以便造成某种学术影响，便于提升职称之类的，而王延之先生与我素昧平生，撰文发论，先是令我惊异，随后便有些怀疑是专门来挑毛病的，待阅读两遍，方觉感佩。
王先生鸿文，既有在拙作基础上的发论，幽默风趣，诙谐戏谑，又有对于拙作的许多赞赏，由于是评论者会心而发，会意而作，因此，颇能切中肯綮，断无虚张拔高之弊端。譬如首段结处说：“真正做这个工作的，眼下还不多，找来找去，只见到这么一本《中国古代诗人的仕隐情结》。那么这本书先就有了一点点意思。”评价似乎平平，但确是平易可信的话语，是对于拙作选题的首肯；以后，又引拙作中对于苏轼、姜夔等人的论述，评论说：“这是颇有意味的看法”“对姜夔生活形态的分析是本书颇为出色的地方。”“以前对此认识似乎不够，主要是因为未能将它纳入仕隐情结的框架地来认识。”等等，这些无异是学术观点的探寻。能够发现书中的真正闪光之处，而不是平白地赞颂，这是真假书评家、真假书评的试金石之一。
批评本书，王先生也同样不留情面——能否有真正的、尖锐的批评，也同样是真假书评、真假书评家的试金石，在现在虚假书评蔚然成风的时代，尤其值得提倡。笔者今年两度参加香港大学中文系举办的学术会议，接触到港台学者崇尚批评的风尚：会议组织者要求每位参加的学者，必须同时作为批评者，硬性规定每人必须对五位其他的论文撰写批评文章，而且必须是五点“可以完全是批评的”文章，随后，还有一位对于讲评的讲评，也就是对于批评者进行监督和审查，当然，也允许论文作者进行反批评，所以，在组织者的督战之下，一时之间，硝烟四起，炮火隆隆，大陆学者也都撕下温情脉脉的面纱，捉对厮杀起来。我们不一定照搬港台经验，但是，平心静气的、学理化的学术批评还是应该提倡的。王先生此文，对于《仕隐情结》一书多有批评，着重是对于该书结构布局的批评：“屈、陶、李、孟、苏、姜（还包括该著论及而为小文中所未绍及的如范成大等人），就仿佛代表了俄狄蒲斯情结的若干时期一样，向读者揭示了传统士人这种致命情结是如何撒下孽种如何生根发芽又如何枝干蔽日。然而，正如弗洛伊德氏的几期分段法终究不能使人明白男人从恋母转向恋别的女子如何发生，具体情形究竟如何一样，读罢此书依然觉得问题并不那么简单。”“此书三位学者合作的成果，给人印象是只是把个人不同的文章合在一起，便成一部专著论题，合作者真正研讨琢磨使各人的话题在一个主题下锤炼融合成有机整体的功夫，做得并不能让人满意。”结构问题确实是本书的要害所在，但其原因到并非三人合作的缘故，因为，本书是我应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之邀请所做得科研课题，另两位为该大学的教授，我是此项目的专门从事者，统揽全局是我的职责所在。但是，为什么会出现结构的问题呢？一是时间的仓促，全书在写作之初就确定为八个月的时间，连同大量的资料阅读时间在内，这样，在全书初稿完成之后，来不及再润色就得杀青了；二是由于此书是文学与历史文化交叉学科的写作，在此两种学科之间的交叉方面，颇费踌躇。王文所质疑的关于“陶渊明独占六章”和“两个综述的安排也让人不得其解”的问题，都是根源于此。所谓“陶渊明独占六章”，其实，真正论述陶渊明自身，只有三章，即以“自然本体”论陶的三章，其余三章，则分别论述陶渊明之前的隐逸文化、哲学基础和魏晋风度，都属于历史文化的范畴，此处之陶渊明，不过是隐逸文化的代名词，而全书是论述“仕隐情结”的，隐逸文化作为重点，在陶渊明处做个横切面似的追述，应该是可以理解的。而关于两个综述，将“没有理由不放到全书的前面”历史背景放到最后，也同样是由于对于历史文化的叙述与对于诗人心路历程的阐述两条线索的交错和干扰的考虑所致。毕竟我是研究文学的，历史文化的研究，只能作为文学研究的附属，这就是当时处理两大线索之间结构问题最后抉择的原因。被先生法眼识破，只好如实交代了当时写作之种种。
书评是写作者的灯塔和航标，也代表着图书市场的价值评断，它常常会导引着写作者的前行方向。王先生此文，对于我的学术研究来说，也许会影响我数年的努力方向。我会寻找合适的时机，将这部《仕隐情结》的续集写完，将元明清以来士人的仕隐情结历程做进一步的探求，因为，在王先生的评论文章中，我感受到了读者的倾心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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