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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学术观点摘录

2002-01-16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20世纪《公莫舞》研究回顾

西汉《公莫舞》歌辞历来音声相混,解读极为困难。本世纪以来经过诸多学者的努力,终于有了突破性进展。马世年《20世纪〈公莫舞〉研究回顾》(《古典文学知识》2000年第6期)认为,杨公骥先生发表于1986年第1辑《中华文史论丛》上的《西汉歌舞剧巾舞〈公莫舞〉的句读和研究》一文指出,巾舞原辞不但有声有辞,而且还有舞蹈动作,角色名称,是我国戏剧的祖型。此后西北师大中文系教授赵逵夫先生在1987年第1期《中华文史论丛》上发表《我国最早的歌舞剧〈公莫舞〉演出脚本研究》,1992年又发表《三场歌舞剧〈公莫舞〉与汉武帝时代的社会现实》(《西北师大学报》1992年第5期),详细分析了原辞中歌辞、复唱、声词、语助词、舞蹈术语、辅声提示词等六个方面,并作了明确的理论界定,对原辞进行了校勘与复原,定其为“三场舞剧”,并在考证其历史背景的基础上重新解说了脚本主题,将此项研究推向深入,引起很大的反响,受到学者的好评。此后,叶桂桐先生曾撰文同杨、赵二家商榷,认为它是单人巾舞,而非歌舞剧。这种正常的学术争鸣无疑有助于研究的继续深入。学术研究应当提倡这种规范的学术争鸣,而不是谩骂攻击。

中国近代百年报刊业的发展与社会变迁

姚琦在《中国近代报刊业的发展与百年社会变迁》(《社会科学辑刊》2001年第6期)一文中指出,报刊在中国近代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变迁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从1815年中国第一份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创刊到1915年《青年杂志》出版的100年间,海内外总共出版了近2000种中文报刊。这些报刊在内容上反映了近代中国从最初西潮东来到洋务、维新、反清革命、创建民国的全部过程。在名称上折射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社会变迁和国人对中外大事的认识。在出版地上由东南沿海不断向内陆辐射,体现了西学东渐和中国近代报刊发展的基本规律。通过对中国近代报刊的宏观考察分析,可知近代中国报刊发展与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线索基本一致,从诸多侧面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变迁。

唐宋词体的文化功能与运行系统

沈松勤在《唐宋词体的文化功能与运行系统》(《文学评论》2001年第4期)一文中认为,唐宋词的原生状态与繁衍发展、功能与价值,不是基于其文学性或时代心里的载体上,而是基于非文学的、形而下的社会文化运动。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唐宋词主要是宴乐风俗的一种载体,具有鲜明的世俗文化品格和实用功能,具有融社交功能、娱乐功能和抒情功能于一体的功能结构。该功能结构的生成,有赖于以歌妓为中介、歌唱主体与创作主体相互驱动的运行系统,词体及其“别是一家”的体性特征也在这个系统中不断成熟、不断发展。但严重限制了词的艺术肌体向多元化发展的空间,使词很难担负其传导时代脉搏、载负时代精神的功能。所以,苏轼及其南渡以后的词人,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拓宽了词的境界,提高了词的文化品味,从而该给词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传统文化中的卜筮与儒家

严耀中在《传统文化中的卜筮与儒家》(《学术月刊》2001年第7期)一文中指出,在一般的认识中,儒家信奉的是一种理性色彩很浓厚的政治哲学,而以算命、风水等形式在社会中表现出来的卜筮则近于迷信,二者似乎很难有所关联。事实上,卜筮从能被文字表达开始,便与儒家结下了不解之缘。占卜原系古代礼制的组成部分,而早期儒家的职业便是相礼,因而卜筮的思维方式给儒家思想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不仅使儒家染上一些神秘的宗教色彩,而且卜筮及其机理还成为后来儒、道、佛三教合一的纽带。而儒家则对卜筮说循的思维模式予以理论上的阐释,从而具有了理性的表象,成为有特色的华夏文化。

中国历史上的铜、锡矿分布与经济中心的转移

薛亚玲在《中国历史上铜、锡矿分布的变迁》(《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纵观历代铜锡矿的分布,以南方占压倒优势,无论是青铜时代,还是汉唐盛世,抑或宋元明清直至今天,铜锡矿的分布都以南方为主。尤其是宋代以后,随着南方铜矿的进一步开发,和随之而来的矿业经济的迅猛发展,北方铜矿在经济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小,以致于今天全国六大铜矿中,北方仅有山西中条山、甘肃白银两处,年产铜1万多吨,仅占全国年产量30多万吨的6.7%而已;其余安徽铜陵、江西德兴、湖北大冶、云南铜川4大铜矿全部位于长江流域,占全国占总产量的93.3%。因此,中国古代经济中心的转移,也应该包括铜锡矿业经济的变迁内容在内。

晚明士子、妓女与儒家传统

赵轶峰在《晚明士子和妓女的交往与儒家传统》(《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4期》)一文中认为,明朝中叶以后,文人士大夫往来常招妓女作陪。至于明末,这种风气更加普遍,成了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当时才子如钱谦益、陈子龙等无不以挟妓为荣。明代的国家法律明令禁止士大夫及其子弟嫖娼,但这种法律设而不行,士大夫们甚至没有任何伦理方面的顾虑。儒家的人生观,较少超越的理性而多入世的激情。这在繁荣的时代易流于奢侈,在危机的时代易染末世的风情。这种品格,在中国后来的历史上每每表现出来,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有所作为的一个障碍。从社会变动的角度来说,士人和妓女的接近,却也促进了一个在女权受到极大压抑的社会总环境下的特殊的女性文学,尤其是女性诗歌创作的兴起。这对女性的自我表现甚至于女性自我意识的发展是相当有积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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