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8年至今，短短的20余年，在人类历史上只能是“弹指一挥间”，然而，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却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单一的公有制转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从封闭半封闭型社会转向开放型社会……当代中国正在经济市场化的过程中实现社会现代化，而这种市场化、现代化又是同社会主义改革密切相联甚至融为一体的。换言之，我们是把市场化、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改革这三重重大的社会变迁浓缩在同一个时空中进行的，从而构成了一次史无前例、波澜壮阔的社会转型。这的确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
市场化、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改革这三重重大的社会变迁浓缩在同一个时空中进行，必然给当代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及其学术研究提出一系列新的问题。我始终认为，学术研究不能仅仅成为学者之间的对话，更不能成为学者个人的“自言自语”，学术研究应该也必须同现实“对话”。否则，学术研究就会成为无根的浮萍，甚至是“无病呻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当代中国最基本的现实。关注这一现实，从总体上把握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由此引发对民族的生存方式和社会发展的理论思考，这是学者应有的良心和使命。在我看来，现实实践中的难点或“热点”问题与学术前沿性论题是密切相关甚至融为一体的，现实实践中的难点或“热点”问题必然构成学术前沿性论题，而真正的学术前沿性论题归根到底是现实实践中的难点或“热点”问题。二者的双向运动构成了当代中国学术研究亮丽的风景线。
我不能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中国的学术研究日益贫困，甚至走向衰落。这是一种无原则的糊涂观念。市场经济与学术研究的关系并非如同冰炭，难以相融。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英国古典经济学和德国古典哲学，也没有当代的存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当然，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前无古人的新的实践必然向人们提出新的问题，必然为学术研究开辟一个新的思维空间。事实也的确如此。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广度和深度上的不断拓展，随着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批判反思，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自我反思，当代中国的学术研究正日趋繁荣，走向成熟，从而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新的思想地平线。
正因为如此，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的委托，我主持编辑了这套“中国学术前沿性论题文存”（京华学人卷）。
首批列入这套丛书的有八部著作，即赵敦华教授的《西方哲学的中国式解读》，万俊人教授的《现代性的伦理话语》，杨慧林教授的《基督教的底色及其文化延伸》，黄泰岩教授的《探求市场之路》，朱勇教授的《中国法律的艰辛历程》，景天魁教授的《社会发展的时空结构》，李强教授的《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分层结构》，以及杨耕教授的《为马克思辩护》。
从这些著作的作者来看，他们分别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这是一个特殊的学术群体，他们基本上出生在20世纪50年代，基本上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那个“解冻”的年代走进大学校园，尔后又取得博士学位，被评为教授、博士生导师。他们都经历了共和国的风风雨雨、“天灾人祸”，而他们的学术生涯又是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程联系在一起的，几乎是同步进行。正是这段特殊的经历，使这些作者对社会与人生有了深刻的体认，并对他们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从这些著作的内容看，它们分别涉及到哲学、伦理学、宗教学、经济学、法学和社会学，显示出不同的理论视角和不同的理论主题。这些著作或者直接从现实出发去描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或者似乎在进行纯学术研究而实际上在间接地探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或者纵目远眺，通过对理论本身的批判反思返归现实，从而研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每一个心灵都有它的望远镜”（狄德罗）。作者们在平凡的生活中深入掘进，在学术研究中深刻反思，从而将理论触角伸到了现实深处，同时，又保持了学术研究的相对独立性、反思性和批判性。
我不能说这些著作已达到高屋建瓴的程度，但它们也绝不是浅滩上的漫步。这里，对大变革的礼赞和对旧体制的否定融为一体，真实的描述和理论的反思融为一体。你可以不同意作者的结论，但你不能不敬佩作者在如此广泛的领域里所进行的认真探索；你可以不欣赏这幅画面，但它的斑斓五彩不能不在这一方面或那一点上激起你探索的激情。
在我看来，这些著作既无压倒千古大哲的虚骄之气，也无一味取悦于读者的卑贱之心，相反，它们只是作者们20年来上下求索的结果，是他们学术研究的心灵写照和诚实记录。“窥一斑而知全豹”。从这些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及其学术研究的确是“在希望的田野上”。
我丝毫不否认这套丛书存在着缺陷、成见或错误。“学者们固然有时比一般人的成见少，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对已有的成见却坚持的比一般人更厉害。”（卢梭）因而，对于学者来说，随时准备抛弃成见、修正错误尤为重要。在学术研究中，我们仍将“执着”，即坚定不移地追求真理，但不“固执”，即拘泥于成见或错误。只有当我们从对错误的错误理解中摆脱出来的时候，我们才能以合乎真理的方式去谈论真理。因此，我们欢迎一切批评，而不管这种批评是出自善意还是来自恶意。
但是，我们达不到这样一种要求，即“完善”。在我看来，追求完善，这是学者的品格；要求完善，则是对学者的刻薄。实际上，这是一种非分的要求。“一切发展中的事物都是不完善的，而发展只有在死亡时才结束。”（马克思）因此，向学者以至任何人要求完善，实际上是向他索取生命。（本文为该文丛总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