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一位温州的朋友、诗人余文法先生的陪同下，登门拜访了唐?先生。唐?先生的家位于河边一栋旧公房的三楼。因为事先通过电话，所以唐?先生正等候我们的到来。给我们开门的是先生的夫人。先生热情地迎出来，把我们引向他的书房。书房里可真称得上是汗牛充栋了，书柜内满是书，书架上堆的书靠近天花板，书桌上又摆满了书。因为书多，所以书房显得窄小拥挤。时当盛暑，屋内开了空调和电扇，故而还较凉快。夫人端上切好的西瓜飨客。
坐下后，我仔细端详先生，发现他精神尚好，并没有我所预料的那样病容满面，举步维艰，看来并没有如传说的那么严重。我感到好一阵欣慰。我望着唐?先生，不由得想起第一次见到他时的情景。说来也真有意思，虽然他是诗人，而我是研究诗歌的，但是，我们相识却缘于昆曲。那是在70年代末，刚恢复上演传统戏曲不久，在一次观看北方昆曲剧院的演出中，当我从交谈中得知，坐在我旁边的这位先生原来是著名诗人唐?时，真是又惊又喜，备感荣幸。那时，俞平伯先生已不再担任北京昆曲研习社的社长，由张允和先生任社长。是唐?先生介绍我加入北京昆曲研习社，圆了我“文革”前夕未能圆的昆曲梦。当中国第一个诗歌理论刊物《诗探索》创刊时，唐?先生是我们刊物最早的编委之一。他不仅对刊物提出了不少宝贵中肯的意见，而且不断亲自撰稿，积极支持我们的工作。此后，他长期居住家乡温州。先生非常勤奋，在九叶诗人中，他硕果累累，著作最丰，不仅写诗，而且还写诗歌评论和研究文章，被称为“九叶评论家”。先生每有新著，辄蒙寄赠。而今，先生就坐在我对面，二十余年未见，他明显衰老了！岁月真是无情！其实，我望着他衰老，我自己不也是一六旬老翁了吗？我们对望着，一时竟无语凝噎。这无语中蕴涵着多少感慨！
我调整了心态，先致问候，然后转达了郑敏、杜运燮、辛笛先生对他的问候。接着便切入正题，请他谈谈对现代主义诗歌的看法。
说到现代主义诗歌，唐?先生首先声明他不是现代主义诗人。他引用另一位九叶诗人袁可嘉先生的话说：“可嘉说我是浪漫主义诗人，不是现代主义诗人。”他认为袁可嘉先生的评价也许符合他的创作实践。早在青年时代，他就受到欧洲浪漫主义诗人很大的影响。在1943年，他就读于浙江大学战时分校外文系期间，他如痴如醉地读着莎士比亚、拜伦、雪莱、济慈等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品。特别是对于十四行诗，又称商籁体（sonnet）情有独钟。他运用最多的诗歌形式就是十四行诗。他的一本十四行诗选集《蓝色的十四行》收入了300多首十四行诗。尤其难得的是他用十四行诗的形式写长诗。这在中国现、当代诗人中，恐怕是没有过的。当然，对于现代主义，他也不是完全排斥。他说，现代主义未必都是好的，不能全盘接受，但可以吸收、借鉴其技巧和表现手法。他虽然不怎么喜欢现代主义，但是，还是有意识地从中学习、借鉴其表现手法及技巧，以丰富充实自己。他说他曾被“卷入了现代诗的浪潮”，曾认真阅读并翻译了T·S·艾略特与里尔克的作品。他翻译的一首艾略特的长诗就发表在《诗创造》杂志上，时当1947年。而他的《贾鸟先生的情歌》一诗，更直接受到T·S·艾略特的《普洛弗洛克的情歌》的影响。而《划手周鹿之歌》原题《划手周鹿的爱与死》，则明显受到里尔克的《旗手克里斯多夫·里尔克的爱与死之歌》的影响。他从自己的创作实践中体会到，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同样也适合创作长诗。而他恰恰擅长于写长诗，特别是长篇叙事诗。
说到长篇叙事诗，唐?先生来了兴致。长篇叙事诗，或者如他自己所说的“叙事长诗”，是他诗歌创作中成就最为突出的。主要的名篇有《划手周鹿之歌》、《海陵王》、《春江花月夜》等。《划手周鹿之歌》对他的诗歌创作具有独创性突破的意义，是对现代主义东方意识流叙事长诗的一次突出尝试。在这部长诗中，他尝试运用不少现代主义诗艺，如整体构思采取“心理时间”的流荡来展开抒写而不依时序的纵线来单调地叙述；人物塑造则大量使用深沉的内心独白与外部描述的交融，即东方意识流的手法。除了借鉴运用现代主义的诗艺外，由于他旧学功底深厚，又长期从事昆曲的编剧工作，所以，在他的诗中，特别是在历史叙事诗中，受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戏曲的很深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如分别以蔡伯喈、陆游、张若虚等历史人物为主人公的历史叙事诗《桐琴歌》、《边城》、《春江花月夜》，因题材的缘故，较多体现传统诗歌的风格，自在情理之中。而在历史叙事诗中，先生的得意之作，当属以近百首变体的十四行组成的《海陵王》。此诗恢宏雄伟，塑造了一个统领60万大军挥戈南下，饮马长江的大金国英雄大可汗以及他的妖媚而又狠毒的爱妃珍哥的丰满的形象。
唐?先生一生坎坷，1957年被打成右派，遭到残酷迫害，被开除公职，发配到北大荒劳教，1961年，才回到家乡温州，在永嘉昆剧团当临时编剧。之后，又因他是右派，在“纯洁文艺队伍”时，被赶出剧团。他不得不在房管局修建队从事重体力劳动长达15年之久。在10年动乱中，他更遭受到非人的待遇。可贵的是，唐?先生尽管受尽磨难，但却从不消沉颓唐，可谓不堕青云之志。越是横逆加身，越是勤奋写作。他在《一叶诗谈》一书中，这样写道：“在我的悲剧的一生中，新中国建国前后，曾几次为了天真的政治理想而遭到囚禁，六七十年代更长期受到禁锢，与东汉那些士大夫一样，天真而幼稚的理想受到了无情的挫折；可我却要把痛苦的灾难升华为诗，拿纯洁的诗来填补生命的空白、空虚。”“甚至在大武斗中，双方重机枪对射时，我还躲在盖了厚棉被的桌子底下写，写我的十四行或别的诗。”“把痛苦的灾难升华为诗”，说得容易，做起来真是谈何容易！若非对诗执着地眷恋，若无坚强的毅力和不屈不挠的意志，安能及此？在逆境中尚且坚持写作，到了新时期，用他的话来说“得到第二次解放”，他就更不顾年迈多病，笔耕不辍。他的作品可以排长长的清单。他的勤奋多产，使我们这些晚辈感到赧颜羞愧。
已届耄耋之年的唐?先生感到欣慰的是，三卷本《唐?诗卷》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部诗集由诗人自己编辑，将全面展现他的创作成就。他的评论集《从沉钟、汉园到九叶诗人论》，共22万字，可作为大学文学史参考书，也已由上海教育出版社考虑列入出版计划。他又试译了莎士比亚的三个名剧《柔密欧与幽丽叶》、《仲夏夜之梦》、《麦克佩斯》，也已修订结集。这也是一个艰难的工程。
由于他的创作成就，他得了两个奖。我看到书桌上有两块金光闪闪的奖牌：一块是由温州市文学艺术创作奖励基金会于2000年11月颁发的1996——1999年度温州市第五届文学艺术创作唯一特别奖，另一块是中天杯浙江省当代作家50杰奖（1949——1999）。
在说到中国新诗今后应如何发展的话题时，他说中国诗坛应呈现多元化的局面，应该体现百花齐放的精神，各种各样风格的诗都可以写。他对中国新诗的前途是满怀信心的。
隔了一天，唐?先生打电话给我，说他找出一些材料要交给我。我们又到了他家。这次我问到他的近况。除了体弱多病外，他的经济状况也不好。他的退休工资只有一千元，夫人只有二百元。我的朋友余文法先生不禁大声地说：“这样一位文学史上著名的诗人，在温州就只有一位，该有人来关怀他的晚年生活了！”我十分同意。在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著的《中华文学通史》中，曾对他的诗作与评论做了高度评价，而复旦大学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对他的长诗更做了专节的评论，并刊登了他的大相片，排列在老舍之后。这样一位前辈的诗人和诗论家理应得到更多的关怀与照顾。
走出唐?先生的家门后，我俩好长时间都没说话。我眼前浮现出一位历尽坎坷、饱经沧桑的老人那衰老的面容。我们坐在的士车内，望着满街的车水马龙，我默默地为唐?先生祝福：祝愿他健康长寿，祝愿他的处境得到改善，拥有幸福的晚年。
［唐?先生的退休工资只有一千元，夫人只有二百元。我的朋友余文法先生不禁大声地说：“这样一位文学史上著名的诗人，在温州就只有一位，该有人来关怀他的晚年生活了！” ］ ［我们坐在的士车内，望着满街的车水马龙，我默默地为唐?先生祝福：祝愿他健康长寿，祝愿他的处境得到改善，拥有幸福的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