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曾正式听过钟老授课；但十多年前负笈北师大，曾多次趋庭问教，特别是，钟老还是我博士论文的答辩委员会主任。如照旧时说法，举人、进士称主考官或总裁官为座师；那么，我当然是他的“座主门生”了。我一直以此为荣，也曾向他这样说过。他呵呵一笑，蔼然默许。
钟老是学术大师和文豪，又是性情中人。他慈祥可亲，风趣幽默。有一次在师大主楼电梯门口，我忽听见有人亲切地喊我“老陈啊”，我当时年轻，还没人称我“老陈”呢，回头一看，竟是八十多岁的钟老！当时，我撰写有关郑振铎研究的毕业论文，我知道郑先生是对民间文学持广义理解的学术界代表人物，而钟先生则是另一派强调劳动人民口头文学的代表人物。郑先生在一次座谈会上说：“关于这一点，我跟钟敬文先生经常吵架。”我向钟老了解详情，他又是哈哈大笑，说了不少故事。他与郑公虽然“经常吵架”，但相互极为敬重。他曾答应我要写一篇回忆郑公的文章，可惜因为忙没写出。
我的导师李何林先生与钟老是极好的朋友，但我亲眼看到过两位老人的一次“吵架”。早在1981年，钟老就被有关部门确定为我国首批博导。但直到1985年我当李先生的第二届博士生时，钟老却仍未招过一次。在一次会上，钟老说：“我自己没有当过博士，也不知道博士该是什么标准，所以我一直不愿招博士生。”钟老说起话来，本来就是颤悠悠的，令人想笑；偏偏李先生是直性子，快人快语，竟当着我们的面很严肃地直呼其名，大声“斥责”：“钟敬文！你这说法不对！我胆大，带博士生，同时对我也是一种学习。如果你觉得你学够了，那你就不带吧！”当时钟老先是一怔，随即陪笑颔首。不久，他便招收了全国第一位民间文学博士生。当小董刚来校时，我们曾不无得意地告诉她：你知道你怎么才当上博士生的吗？全靠我们李先生对钟老的“激将法”啊！（而现在小董也早已是博导了。）
鲁迅先生逝世50周年时，北京召开一次大型国际学术会议。钟老一开始没收到邀请信，可能是主办单位疏忽了，或是担心他年事太高。他怅然若失地嘀咕：“现在，像我这样的老人，是没人理睬了！”我还是第一次听见他发牢骚呢，心想，钟老是第一代鲁迅研究者，更是存世不多的亲炙过鲁迅的老人，不请他实在是不应该的。师兄老金赶紧联系，于是会议立即派车来接，并恭请钟老坐主席台。当时钟老就像孩子一样笑容灿然。我知道，他绝不是喜欢抛头露面，而是因为他最崇敬鲁迅，半个多世纪始终不渝。
有一次，中国巴人（王任叔）研究会会员、发明某治疗仪的企业家沈君来京，因景慕首都文化老人，想在某大饭店设席宴请，并赠送治疗仪，要我提出邀请名单。钟老正是巴人老友，我首先便去问他，但他谢绝了。我以为他不喜欢应酬，也就算了。过了几天，小董却对我说：“钟老批评你了。你怎么用钟老的名义让人家办宴席？”我知道是我当时没讲清楚，忙将事情的缘由说了一下。隔天，小董又对我说，钟老很抱歉，说误会了，他并要我向沈君补要一台治疗仪。我想，钟老也许并不是真的需要那治疗仪（因为他家里子女买的、人家送的各种治疗仪很多，他几乎都不用），他是用这种方式向我和沈君表示歉意和谢意。我们立即送上门去了。
为我的毕业论文，钟老费心认真审阅，写了精彩的评语。毕业离京多年后，我申报国家改革公派留学方式后的第一批高级访问学者，钟老又为我填写了推荐表，中有“后生可畏”、“老夫喜为说项”诸语，令我感激不已。师恩难忘。而我手头最珍贵的，是临毕业时钟老写给我的一幅字。
那时我向钟老依依道别，他签名赠送我好几本大著。我忽想起请老人题字留念。钟老问写点什么，我想到叶圣陶老先生的一幅对联：
得失塞翁马
襟怀孺子牛
因为我觉得钟老正是有着这样的襟怀和风范的老人。果然，钟老说很喜欢这两句话，便用苍劲而又略有颤战的毛笔字为我写了。并题款曰：“福康同学命书，兼以志别。钟敬文，丁卯年冬。”还认真地盖了名章。引首章则是“齿脱心犹壮”，殆由杜诗“落日心犹壮”化出，可能是钟老自己的诗句吧？
现在，我含泪望着钟老写的“兼以志别”四字，心想：真的永别了，钟老！但我将永远铭记师恩，不辜负您的期望，学习您那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襟怀，争取做出点成绩来！
［在一次会上，钟老说：“我自己没有当过博士，也不知道博士该是什么标准，所以我一直不愿招博士生。”偏偏李何林先生是直性子，竟大声“斥责”：“钟敬文！你这说法不对！我胆大，带博士生，同时对我也是一种学习。如果你觉得你学够了，那你就不带吧！” ］ ［鲁迅先生逝世50周年时，北京召开一次大型国际学术会议。钟老一开始没收到邀请信，他怅然若失地嘀咕：“现在，像我这样的老人，是没人理睬了！”我知道，他绝不是喜欢抛头露面，而是因为他最崇敬鲁迅，半个多世纪始终不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