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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儿的回忆

2002-01-23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1月7日,虽然大街上的风吹来阵阵寒意,北京的阳光还是灿烂的。在诗人刘湛秋零乱的家中,李英(英儿)在顾城悲剧事件后第一次直面国内记者的提问。她想摆脱过去的阴影,她想面对公众正常地生活,她想完成文学梦……但提问和叙述都还得从无法绕开的悲剧展开。

在激流岛上过着“影子”生活

我从一开始认识顾城,就陷入到唯美主义的幻想里,非常地理想化。顾城出国前,我只见过他4次面,都是和朋友一起去的,没有单独见过。每次像进殿堂朝圣一样,我的精神世界被他的光环所笼罩。

后来我之所以要出国,就是特别想争取一个自由空间。北京的胡同能带来人际关系的亲密,但没有私人空间,起码没有自己的房间,自己的所有想法和刘湛秋的爱情都在压抑之中。我想找一个地方,没人管我,海阔天空地活。还有一个想法,想在国外打造一个空间,邀请湛秋出国,我们能自由地走在大街上。

1990年7月5日我离开北京去新西兰,到了激流岛上一个星期之后,我对顾城提出到外面找工作,因为当时钱是一个具体的问题。气氛一下就僵硬了,以前没有见过顾城那样不好的脸色。我意识到让他失望了,他感到了他所不能忍受的世俗。这造成了我的分裂,不能定位我的对错,我原以为我的自由和独立不是世俗的。谢烨告诉我不要刺激他,他的情绪非常极端化。过了几天他的态度缓和下来,我也喘了一口气。

其实岛上是找不到工作的,没有商业和工业,也没有别的华人。这岛是顾城和朋友一起旅游时找到的,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一些有厌世倾向的英国移民聚集到这里。顾的孤独感是与生俱来的,不合群,表面上对人很礼貌,但不容易和人沟通,他说找到一个可以沟通的人,就非常看重。能与顾城沟通,我感到非常荣幸。当时我以为自己非常成熟,他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能听懂,能理解他梦幻的空间。他对我也一样。

在岛上时间长了,我和顾城能进入谈诗、谈精神的东西,我开始把和湛秋的感情、对他的渴望化成一个世俗的现实。湛秋在我们一开始就说即使他离婚了,也不可能和我结婚,不想再戴上镣铐。开始时对我的伤害很大,在岛上我可以没有这个痛苦,可以只谈精神,不谈身体之爱,我以为顾城可以给我带来这些。在国内,我和湛秋的关系是秘密的、压抑的,对家里人和朋友都不能讲,比如我想把和湛秋初吻的感觉对所有的女朋友讲出来分享,但不可能。和他一起到饭店吃饭都要先看看里面有没有熟人。这也是刺激我出国去那岛上的一个原因。

在岛上我却又成了另一个“影子”。奥克兰的朋友打电话来要我去,我不能说为什么不去。台湾媒体来采访、约稿,我都会在事前离开房间躲到海边去,虽然他没有说要我离开,但我意识到自己得给自己一个台阶下。

《英儿中的性描写是歪曲事实的》

顾城对我做“那事”的房子非常破,我住的地方是客厅后面的一个拐角,没有门,只有一个窗帘。这件事对我的刺激很大,有一种坍塌的感觉。我是把顾城和谢烨当作一个整体来看的,后来我意识到谢烨是知道他的举动的。我从聚焦的光芒里被摔到黑暗里。现在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英儿》中写的,不是当时的情景。《英儿》中单独的一个性描写,是没有精神背景的,是歪曲真实的。顾城想通过这个举动把我留下来,这里面有中国男人的传统意识。

后来我和顾城在岛上伊丽莎白的家里住了一个月。顾城排斥自己的儿子,把他寄养在毛利人家里,也不让谢烨去任何别的地方,包括去看儿子。他认为儿子是闯进他的世界里的,对他的生活是一种侵犯。我以为是女儿就会大不一样了。我们在一起不是人们所说的那种男欢女爱,他住一间房,我住一间房,我们谈话的时间特别多,他的精神缓和了很多,一个多月里他没发过偏执狂病。我们也谈到性,我也在那种时候对他说过“放松一点”。他做这事时特别紧张,不是在享受性爱。他要做,觉得不能再控制了,又觉得特别有亵渎宗教感,想反抗自己。每次都赶快做,做完后就赶紧分开回各自的房间。

顾城杀谢烨迟早要发生

在岛上有一个教我和谢烨英语的五十多岁的英国移民约翰,他也不是一个世俗的人,是我在岛上惟一的朋友。他们走后,他第二次向我求婚,我有了一种被爱的感觉,觉得可以逃出“影子”了,可以让他带我出去,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电话号码、私人地址,告诉朋友我是谁。1992年底,我们到了悉尼,到了正常的生活秩序中。钱是最大的一个问题,约翰也没有钱。我去一家咖啡店工作,也想以工作来麻木自己。我们的婚姻关系也不是正常的,没有那方面的事。

我是在悲剧事件后两天知道消息的,约翰告诉我的,我昏了过去。原以为事情已经过去了,答应谢烨在他们平静下来前不和他们联系。只在事发前一个星期给她写了一封信,告知我的通信地址,不是家庭地址。他们应该是在事发前一天收到信,顾城不会看到信,他从不去信箱拿信的。

事件发生前他们实际上已经离婚。谢烨的人生也是被扭曲的,她也想过世俗的生活。对顾城来讲,喜欢一个女孩子,看到了你灵魂中纯粹的东西,你自己不保护,他也要来保护,不要你到世俗中去,这是他的信仰。我觉得他一时间冲动杀了谢烨,当时是完全失控了,他是随时都可以爆发的人,悲剧只是一个契机的问题,在岛上他跟我讲过你去找点炸药什么的。他杀谢烨我不感到特别惊讶。

我在《魂断激流岛》中写过这样一件事,我们曾陪到岛上来玩的一个男孩一起去海边,顾城和谢烨先回家去,我就陪那男孩捡贝壳。5分钟后谢烨就风驰电掣开车回来叫我回去,说顾城不对劲了。我觉得特别可笑,什么都没发生呀。回去我看见他正在一斧子一斧子地砍树。他的爆发一定要体现出来。悲剧发生时,如果我在岛上,斧子会砍在我身上。只是死之前,顾城对儿子有了柔情,以前他看见儿子就要绕开走的,从没抱过儿子,这是我感到最痛心的地方。

三个人活在生与死的边缘

在经济上我能够自立,奥克兰的朋友打电话来让我去那里找工作。我不能离开的原因是顾城会自杀。他的自杀倾向伴随着他的一生。谢烨对我说,他们婚后第二天,顾城说:“我们一起自杀吧。”他喜欢一个女孩子,不是那种性呀什么的男女意识,他觉得是把一个女孩子从世俗中解救出来。他的宗教感是非常强烈的。如果没有这个背景,我们三个人在岛上一起生活是没法理解的。

我们每一天都生活在生与死的边缘,当时我和谢烨的精神极度紧张,在山下干活总想到回去时是否会发现顾城的尸体。我只有对自己说:明天或许会好。我的精神特别痛苦,我一方面要对湛秋隐瞒着岛上所有的事情,他写信问我何时到奥克兰,我无法说。同时我也不敢对顾城说我和湛秋的关系。

有一天顾城收到了德国的邀请信,他不想去,谢烨特别想去。我一直认为她像圣母一样,身上没有什么世俗的东西,她没指责我和顾城在一起怎么怎么的。顾城说不想去,她就哭了起来,她把邀请信看成她的一道门,觉得能把顾城带走,我也要走掉,他们再回到岛上重新开始生活。其实她在岛上非常痛苦,但没有流露出来。她对我说这是顾城的最后一个机会。我们在岛上生活贫困,依靠救济金过,也没有朋友。他们有一些朋友在德国,她感到可以出去呼吸一下子了。

送他们走后,我开车回来时觉得精神上彻底崩溃了,我刚来岛上时把湛秋的情书都烧了,以为自己可以放弃世俗的爱情、生活了,来进入一个精神王国。现在已经到了尽头。谢烨得到了她想要的,留下的一切都压在我身上。她走之前和我谈,哭了,说我应该走,但不要马上离开岛,照顾一下他们的儿子。顾城若是知道我走了,在德国也会待不下去的。

对湛秋的感情开始恢复了

事件发生后,我的生活停止了,没法再过正常的生活。与约翰分居,精神分裂,觉得一切是一个梦。当时我想自己是要负全责的,直觉上认为如果我没有离开岛,一直防止着,悲剧就不会发生。路走到头了,下一步就是我怎样去死了。在澳洲看到报纸上《英儿》的摘要和有关文章后,压力就更大了,人们会认为我是怎样一个女人?更该死了!每一天过得非常麻木,一醒来就觉得事情没有发生过。湛秋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压力也开始刺激我要一步步走出来,想想到底什么是事实?我写了《魂断激流岛》,把岛上的生活又回想了一遍,这帮我度过了特别困惑的时期。1994年我为这书回国了一次,见到了湛秋,很尴尬。虽然每一次见面都感到痛苦,但对他的感情开始恢复了,爱情帮我一步步走下去。我在悉尼开始接触外国人,找工作,生活。但不接触任何华人,有了《英儿》这本书,我见到华人就会感到自己是没穿衣服的。

《魂断激流岛》出版以后,把事情闹得更坏。湛秋接受某声讯台的采访后,别人说他出卖隐私。当时很多人希望我死掉,让故事完整,唯美主义就存在了。我没后悔,书是我从阴影中看到亮点的一个通道。我与约翰离了婚,我感到了自由,起码可以面对湛秋了。

(摘自2002年1月14日《法制文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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