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寿是故乡先辈，号雪村；建寅是他的次子。父子俩在中国近代科技史上都很有名，所以我从小在家乡就熟闻徐雪村这个名字。但在解放以后，这名字便不再有人提及了。因为徐氏父子曾进入曾国藩幕府，又在曾氏创办的安庆内军械所工作，制造轮船火器，与太平天国为敌。小说《曾国藩》第二部第七章中写湘军攻破“天京”后，曾国藩乘小火轮赶往南京，在船上对徐寿说“到底火轮走得快”云云，这个徐寿便是徐雪村，中国第一艘轮船便是他设计制造的。近年来，对近代史人物的评价发生了一些变化，似乎不完全以对太平天国的态度来划线了。于是王赓唐等先生才敢于编写这本《徐寿、徐建寅传论》。虽然如此，书中写到对太平天国和曾国藩等人的评价，仍显出作者的心情与笔法有点拘谨，但有点拘谨也没有坏处。
我从1951年离开故乡，50年来始终怀有思乡情结。因此凡有谈及故乡人物与史事的著述，我总是乐于一读。不过，对这本《传论》，我本来却只想翻翻了事。这主要因为我对科技方面的事太不内行，即使看得懂也记不住，故而不想多费时间。谁知此书一经翻阅就使我深受吸引，很快就将全书读完了。
书中对我的吸引之处，全然与太平天国及曾国藩等人的历史评价无关；却是因为一边看一边想，徐寿这个出身贫苦农家、虽然读过书却连童生都没考上、18岁就到无锡城里摆摊打工的青年，怎么会通过自学成其大才的？还有，他走的这条成才之路，现在的农家子弟和打工青年是否还走得通？这个问题甚至连徐寿的直系后代也感到难以理解。《传论》的第一章第一节中说，徐寿的四世后裔、美籍学者徐鄂云，“对徐寿在这样文化水准极端落后的环境里，居然能够走上自学的道路，且把自己造就成为得时代风气之先的一流科学家，他也表示惊愕。”
在读毕全书之后，我对徐寿的成才之路比较理解了。主要是由于这个人天生心灵手巧，对器械制作极端有兴趣并苦心钻研；再则他也有过一点机遇，这机遇并不像“时来风送滕王阁”那么神奇，无非是交到了几个可以互相切磋的朋友、有机会看到一些当时的科技书刊而已。这几条虽然简单，却正是我历来深信的成才因素；故而我认为徐寿的成才并非偶然，他即使不受曾国藩的聘请，也或者可以自己办一点那个时代的“高新科技企业”。
至于另一个问题，现在的农家子弟和“打工仔”能否仍然走得通徐寿的成才之路，则至少在目前我的看法相当悲观。这主要因为现在求职都要用学历文凭来敲门，你即使大有本事，那人才市场中也并没有某个现代“曾国藩”在等着招聘你。当然，我一直认为用人看文凭比用人“开后门”进步得多；但光看文凭仍然是多有流弊的，最大的流弊便是不利于调动自学成才的积极性。
我已说过《传论》的有些部分写得拘谨，然而书中却有一段几十年来无人说及的大胆之言：“历史上凡是有成就的人，都具有他们独特的天赋，这并不玄妙，而是以其生理和心理素质为根据的。过去我们在研究一个人事业成功的原因时，出于鼓励人奋发有为的需要，往往强调主观的勤奋，这当然是对的。可是如果单只有勤奋创业的精神，缺乏应有的天赋才能，就是有所成就，最多也不过中游一流人才。而有大成就者，无一不是有个人独特的天赋。徐寿便是具有独特天赋的人。”（《传论》第22－23页）这段话究竟对不对，我自觉没资格评判。但即使说得完全正确，则在中国数以亿计的农民子弟和打工青年中间，也总会有若干具“独特天赋”的人吧？而这种人却因种种困难而不能上大学，就连“自学高考”也因课目繁多而使他们不能把谋生以外的有限时间专用于发展其“独特的天赋”。于是他们就拿不到文凭，敲不开许许多多层次较高的就业之门，终于埋没了他们的“独特天赋”。所以，我近年来反复在杂文随笔中谈论自学成才，并特别强调在中国社会的育才用才机制中应有适当的环节，让自学成才者有路可走，有门可进！
徐雪村父子如果活到今天，他们肯定已当上“资深院士”，这当然很好；但目前更值得考虑的是，如何在千百万“打工仔”中培养出自学成才而“有大成就”的科技专家来？这显然是异想天开，但若果然能有此类喜事，那么我们的育才机制就真正无愧于当前这个太平盛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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