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如何处理史料与论述的关系，如何斟酌主、客观因素的比例呢？也许我们的老祖宗做出的榜样仍未过时。一般认为，孔子述而不作。可是他老人家对鲁国“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编年史料却“作”了一番手脚。史称“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因为他只消改动几个关键词，就能收到微言大义、暗寓褒贬之效。至于司马迁的《太史公书》，史称“谤书”，则更加明显地从题材选择、体裁造设、次序编排和直接评鉴诸方面见出作者的看法和态度。较之文明史，文学史似乎应有更大的论说的空间。假如仅仅是史料的堆积，那只能算是一种工具书，诸如文学手册、指南、辞典之类。编撰者的知识、见解、评判、趣味等主观因素应该是文学史的重要内容。
人的价值观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例如，在汤姆叔叔的时代，黑人被称作“Negro／Negress”，谁也不会觉得不妥。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黑人民权运动兴起，称“black?才不会引起受话者的反感。近年来，多元文化成了时尚，黑人被贩卖为奴的史实得到了正视，“African American”遂成了被乐于接受的称呼。又如，在艾米莉·狄金森的时代，“poetess”也许并无贬义。女权主义运动之后，“womanpoet”成为标准叫法。近年来，中性的“poet”则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出版物上。在公开场合是否恰当地使用这类称谓，不仅关乎个人的知识和教养，而且涉及有关种族和性别问题的政治觉悟。“Tobepoliti－callycorrect”在当今美国可以说是一条不成文的通则。人们大都自觉地与某种东西“保持一致”。
同样，人的价值观也因地域、习俗、意识形态的差异而不同。中国人更有理由编写自己的美国文学史，因为我们与美国人的看法肯定有异。现在，西方的中国学著作被大量引进，引进者想必看重的也主要是西方学者不同的观点和研究方法吧。寒山可以说是美国人或日本人“发现”的。我们为什么就不能独立“发现”美国作家？过去我们所采用的苏联人阿尼克斯特所著《英国文学史》给某些作家贴上“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标签，现在看来似亦无可厚非。只是令人担心的是，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一如其它，过去受苏联影响，现在则受美国风化。人云亦云者多，有主体意识、独立创见者少。现在一如其它，外国文学研究也提倡“中国特色”，可是有多少研究者的中国文化素养足以使其自身思想体现中国特色呢？也许消极一点，我们能做到自觉地不重复外人就不错了。所谓“自觉地不重复”，是指在了解某课题的研究历史和现状的前提下，避免重复别人说过的话，而有所批判和发明，道人所未曾道。仅此，已大不易矣。而目前国内相当多的研究者可以说仍在自觉或不自觉地重复着别人的话。虽然《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否认任何叙述的权威性，但每一位撰稿人似乎都在以权威的口吻说话。虽曰“权威已死”，但不无“有我”之见。不盲从，不偏见，言之有据，以理服人，成一家之言，这应是基本的态度。若能从作品和作家出发，做第一手的研究，批判地取舍，独立地判断，甚至帮助美国人发现或正视其有意回避或视而不见的盲点，才可说迹近“与国际接轨”了。
《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采取多人分工协作，联合撰写的方式，集全美七十余位“权威”之力，使其各展所长，呈现出“多声部”、“多视点”的大拼盘景象。不久前商务印书馆出齐的多卷本《欧洲文学史》可能是国内首部采用类似方式撰写的外国文学史，数十位撰稿人是来自海内外的学有所长的华人学者。这种方式可优势互补，自然强似“一言堂”，但也难免良莠不齐，滥芋充数之嫌。欲避此病，须事先做好对撰稿人的资格审查。好在时下提倡“多元化”，流行“自助餐”，读者从拼盘中各取所需，倒也方便。只要拼盘中内容丰富，不囿于一家之言，一己之见，对作家、作品或事件的评价罗列不同的看法，作历史的梳理，给读者以开放性的启示，相信读者自会有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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