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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悉艾田伯先生于2002年1月7日仙逝，中国比较文学界同仁，对此深表哀悼。 艾田伯先生是享誉世界的、杰出的比较文学研究家，他在国际比较文学界首先倡导关注东方，特别是关注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这为打破欧洲中心论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名著《中国之欧洲》、《比较不是理由》等都已译成中文，成为中国同行喜爱并认真学习的经典；他对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复兴所表达的由衷关切和真知灼见，令我们永远难忘。 艾田伯先生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一位值得信赖的朋友和同事；但他的精神和业绩将永存。 请节哀，并愿艾田伯先生的在天之灵安息！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 法国当代著名作家、比较文学大师、巴黎新索邦大学（巴黎三大）名誉教授艾田伯（Rene Etiemble，1909－2002）先生于本月7日病逝于其乡间寓所。噩耗传来，中国比较文学界为之震惊、扼腕。 本月12日，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与北京大学法国文化研究中心（法文名称以艾田伯命名：CentreEtiemble）联合举办了一次悼念活动，邀请部分在京的比较文学界与法语界的专家、学者座谈艾田伯先生的学术思想及对比较文学的功绩，以此寄托中国学者的哀思。法国驻华使馆文化专员戴鹤白先生也应邀参加了此次活动。 悼念会场布置得庄严肃穆：正面墙上赫然书写着“沉痛悼念著名比较文学家艾田伯先生”几个黑色大字，下面摆放着由北大比较所与法国文化研究中心敬献的黄白菊花扎成的花篮，两边悬挂着挽联：“勇破藩篱先生只笔开新域，贯通东西学术百年易旧知”。这幅由北大比较所学生撰写的挽联很好地概括了艾田伯先生一生的学术追求与成就。 座谈会由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副所长、法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孟华教授主持。活动开始时，全体与会者起立为艾田伯先生默哀。在接下来的座谈中，代表们对艾田伯先生一贯坚持世界主义、反对欧洲中心论的精神和胸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对他一生热爱中国文化，积极推动中国文学在法国的传播表示了深深的敬意。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法语系主任胡玉龙教授首先发言。他受北大法国文化研究中心的委托，正在翻译艾田伯先生的著作《论“真正的”总体文学》。为了更好地理解此书，他曾于1999年在法国拜见过艾老。他感到老先生学识渊博，涉及面很广：即是教授，又是作家，还是比较文学研究专家，确实是学术界的泰斗。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没有欧洲人那种老大自居的思想，在他的视野中容纳着全世界。他在80岁高龄上还亲自主编了“认识东方”（Connaissancedel?Orient）丛书，以向法语世界推介东方文化。他认为欧洲以外的文学，即使是弱小民族的文学也是世界文学的组成部分。胡教授还谈到翻译艾老作品遇到的困难：尽管句子的字面意义不难理解，但其内涵却极为丰富，涉及到的背景知识面广且深，这对译者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但他将尽力尽快译好此书，以向艾老表达他的悼念之情。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文学评论》主编钱中文高度赞赏艾田伯先生为反对欧洲中心论所作的一切。钱先生认为所有那些永葆青春的理论或研究成果都是在多元的、开放的思想指导下形成的。他进而谈到法国文化的开放性、富于创造性，认为这给予中国学者很多启发与指导，而艾田伯先生积极倡导世界文化多元化，这在今天尤其值得中国学者认真学习与研究。孟华教授随即朗读了艾田伯先生在1985年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巴黎年会上的那篇著名的发言《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复兴》中的一段话（见本版摘录），以印证艾田伯先生开放的意识和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民族文学的重视。 社科院外文所《世界文学》主编余中先博士是从法国巴黎索邦大学（巴黎四大）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工作的。他谈到了艾田伯先生对推介中国文学的努力：在艾老的呼吁和主持下，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水浒》、《金瓶梅》等终于登堂入室，进入了“七星文库”（Pleiade）这座文学宝库。这标志着对中国文学价值及其权威性的认可，也标志着法国学界对中国文学研究的深入，因为在法国，只有那些被视作世界范围内的顶极作品方可进入“七星文库”。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北师大陈忄享教授心情激动地回忆起了1985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深圳年会（即第一届年会）时的情况，当时有人介绍了艾田伯先生在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巴黎会议上用中文高呼“比较文学万岁”，这给了与会者极大的鼓励。他认为艾老的确高瞻远瞩，当时就预见到了中国比较文学对国际比较文学发展所起的作用。后来的东方特别是中国的比较文学的发展确实在国际范围内给该领域的研究提出了新课题，增加了新动力。陈忄享教授还强调了艾田伯先生的力作《中国之欧洲》产生的巨大影响：不论是欧洲人还是中国人，要想了解欧洲对中国文化的接受都必须阅读这部经典著作。 北大比较所的刘东教授随即谈到他在读《中国之欧洲》时的两个突出印象：这位老先生一是学问大，二是脾气倔。艾田伯先生关于中国文化西传欧洲的知识是非常系统的，史料之丰富、论述之绵密，使他的著作超过了同时代其他一些世界名家的水平。同时他的观点也极具挑战性，就连前言都充满了火药味：“欧洲中心论招摇撞骗的杰作：谷登堡为印刷术发明家”。其实他是在替中国人争名分，这也反映出他处处反对欧洲中心论。刘东教授进而谈到，最近王蒙撰文说法国在经济上虽然并不那么强，但在文化上却一直是超级大国。艾田伯先生的思想、胸襟、学识确实与法国的文化超级大国地位相匹配。 社科院比较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外文所研究员郭宏安认为艾田伯先生不仅在比较文学界享有很高的声望，而且在整个文学研究领域内都有很突出的建树。他年轻时写的《兰波的神话》现在已是在兰波研究方面的经典著作。在比较文学方面他也不仅限于中法比较，还涉及到对俄国、日本、阿拉伯国家文学的研究。郭先生强调指出艾田伯先生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反对西方中心主义，尤其是欧洲中心主义，这样比较文学的研究就真正建立在了世界文学的基础之上。艾老的另外一大特点是他反对任何教条的东西。如他在《我信奉毛主义的四十年（1934－1974）》一书中就坦言：自1937年以来他一直在写有关中国的东西，但却从不为当时的中国形势所左右。这充分显示了知识分子独立研究的精神。郭先生认为中国文学界今后应该认真研究艾田伯先生的思想。 北大法国文化研究中心成员、法语系教授秦海鹰认为艾田伯先生确实特别钟爱中国文化，曾说过“中国文学说出了一切”，而他对史实的阐释有时甚至为“矫枉”而走到“过正”的地步。当然，他的研究决不仅仅限于中法文学关系，而是涉猎甚广。他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他生活中的一件逸事也许很能说明这一点：他曾领养了一个越南女孩，视同己出，还教其习汉字。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秘书长、北大比较所陈跃红副教授在发言中指出艾田伯先生的比较文学观在中国比较文学界一直很受欢迎。他总结说艾先生首先是世界主义者，他能够在五、六十年代超乎于比较文学的论争之上，集各家之长，提出具有前瞻意义的研究方向。他还是比较文学的革新者：他不仅继承了法国文学研究的严谨精神，而且具有很强的怀疑精神，难怪雷马克把他说成是比较文学界的捣乱者、逆子贰臣。但历史的发展证明艾田伯先生的观点比起基亚的观点更适合当前的全球化时代。另外，他的作品和实践其实也在汉学与比较文学间搭起了桥梁。陈跃红还谈到艾田伯先生在文章里反复强调理想的比较文学者应该是精通数种语言、文学的，而他本人就是最好的例子。我们今天纪念他，就应该很好地反省我们自己的比较文学研究。 社科院比较文学研究中心主任、文学所研究员周发祥深情地回忆起艾老著作对他个人研究的帮助：十多年前他初次读到先生的作品时，便被他的睿智和深刻所吸引。后来，在他自己的研究、写作中，曾多次引用艾老的成果，并将部分内容辑入他所编辑的文集。他认为先生治学不趋潮流，不泥旧说，勇于创新，一无依傍。在影响研究一统天下的法国，他敢于倡导平行研究；在瓦特那本权威著作《小说的起源》风靡于世之时，他揭示了长篇小说起源的模式并非只有一种。在“平行”与“影响”两大派别对峙争雄之时，他却兼采“历史探寻”的务实和“美学沉思”的精巧，写下了“如果能将两者结合起来，比较文学便会不可违拗地被导向比较诗学”的名句。这些宝贵的思想，确实很值得比较文学研究者去深思。当今比较文学面对全球化思潮的冲击，正在寻求自身发展的策略和道路，而回顾先生的这些思想应该是对我们十分有益的。 法国驻华使馆文化专员戴鹤白先生是一个汉学家，他用流利的汉语发言，指出艾田伯先生一生著述有近60本之多，关于中国的书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戴先生拜读过艾老大部分关于中国的书，认为他的作品很有个性，其中尽管有些东西较为主观，受到了法国汉学界的批评，但他很诚实，写的都是真话，不是假话。一件佚事充分表现了这一点：在他晚年接受的一次电视采访中，他说因体弱多病，他和夫人对生活已经失去兴趣，他本想自杀，唯一使他活下去的，不是什么比较文学，而是他们收养的越南义女。一个名人敢于这样把自己真实的想法公之于众，充分表明了他的坦诚。他重视中国文化，为收入“七星文库”的《水浒传》法译本写了篇一百多页的序，对该书所有的翻译版本都作了认真的比较。他虽然不是汉学家，但在许多方面他对中国的认识比普通的汉学家还要深刻。对中国，他不仅写古代，也写当代。50年代他访问中国后还写了一本《东游记》。 孟华教授在总结发言中首先回忆了艾田伯先生对她个人治学的影响：早在50年代，先生便在索邦大学开设了题为《十八世纪哲学之东方》（1958－1959）的课程，出了一本铅印的讲义（也就是后来问世的《中国之欧洲》的前身）。正是这本讲义成了她在索邦大学做博士时参考最多的著作之一。尽管在某些方面她不完全同意先生的观点，但她从先生那里获益匪浅：不仅获得了大量的材料、信息，而且学到了一个比较学者应有的开放的思想和严谨的治学方法：论之有据，论从史出。这是一个比较学者的基本功，研究国际文学、文化关系是这样，做类比研究也应该是这样。《中国之欧洲》一直被视作是艾田伯先生的代表作，他在对早期中欧间的文化交流进行材料耙梳和整理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了中国文化在欧洲的接受，分析了欧洲知识界如何汲取异国因素来激活、更新、发展自身的传统。当然，艾老赋予了这个史学课题以一层现实的意义：他希望以此提醒欧洲人不要忘记中华民族对欧洲文化的贡献，告诫他们要重视他者文化。我们今天研究历史上的接受问题，不是提倡“误读”，也应是以史为鉴，以促进今后各民族间的文化、文学交流。在类比研究方面，艾田伯先生提倡的一是要寻找文学间的基本规律，二是不能忽视每个民族自己的特性，这就是他称之为“总体文学”的研究。孟华教授认为我们今天纪念艾田伯先生最好的方式就是为“总体文学”做出中国人独特的贡献来，这绝非自诩一个“中国学派”所能做到的，而是应在理论、方法论的层面，不仅仅拿别人的体系解释、研究我们的文学，不仅仅把中国传统文论介绍出去，还要更积极地参与“总体文学”的建构。用刘东教授形象的语言来说，就是在“接着讲”的基础上和其他民族平等地“对着讲”。她最后总结说，比较文学其实是非常不容易做的，它对学者素质的要求很高。中国比较文学以往确实搞得轰轰烈烈，普及工作做得很好，但今后恐怕要更重视提高研究的水平，拿出一些扎实且有创见的成果来。艾田伯先生认为一个比较学者该通晓多种语言、文学，这对中国学者来说相当困难，除了大家都要努力精通一种外国语言文学外，孟华教授还真诚希望国内的外国文学界能更多地介入到比较文学的研究中来，特别应担负起向外国宣传中国文化的重任，这一点也是艾田伯先生所期待于我们的。她说：中文难学是一个事实，因此我们很难完全指望外国人把我们的文学介绍到世界上去，中国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们可否在这个方向上作出些努力？并与比较学界齐心协力，以“集腋成裘”的方式，每个人把自己的专长贡献出来，为艾田伯先生所倡导的“真正的”总体文学研究做出努力，以此来告慰艾田伯先生的在天之灵。 在座谈会上发言的还有北京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北京外国语大学郭栖庆教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秘书长、北大比较所张辉副教授。北大比较所的部分硕、博士也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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