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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日归期恰及春

2002-02-06 来源:中华读书报 木斋 我有话说
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时苏轼任杭州通判,此年的除夕苏轼度过了一个难眠之夜。熙宁二年王安石变法,整个社会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牢狱人满为患,苏轼作为通判,除夜值班于都厅,“囚系皆满,日暮不得返”,做诗题于壁上:

除日当早归,官事乃见留。执笔对之泣,哀此系中囚。小人营糇粮,堕网不知羞。我亦恋薄禄,因循失归休。不须论贤愚,均是为食谋。

此诗在《苏轼诗集》中,并未出现在熙宁期间,而是出现在20年之后,苏轼再任杭州太守的元?五年。看来,如果不是苏轼在20年后回忆此夜此诗,则这首“题壁间诗”连同苏轼早年宦海中的人性表达就会淹没在茫茫史料之中。苏轼的这首题壁诗,典型地书写了苏轼在早期宦海中的惶惑,具有概括苏轼早期人生观念的史料意义。诗中说,除夕之夜,是家人团聚之夜,原本应该早归,因为官事而不得不加班值夜,开笔就透露了他的那种做官不自由的心态,也就是他在黄州时期“长恨此身非我有”的感叹。“执笔对之泣,哀此系中囚”,作为通判,不得不根据国家律法而判决,作为富有仁义之心的士人,却又不能不为之垂泪。“小人营糇粮,堕网不知羞。我亦恋薄禄,因循失归休。不须论贤愚,均是为食谋”几句,说这些平民百姓,不过是为了果腹口粮,为了活命而铤而走险,现在堕网却不知羞耻,但想想自己,与之又有何差别?也不是为了薄禄而因循苟且?本来自己的理想是税驾归隐,现在不就是为此而失去机会?看来,人不论贤愚,都是为了生存而存在着的!

苏轼的这种人性本质,决定着他的仕途不会顺利,也就决定着他另一次的难眠除夜迟早会发生。八年之后,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的除夕之夜,苏轼和他的全家,是在大悲大喜、悲喜交集中度过的。当时全天下的富于同情心、同情苏轼的士民也都同此悲乐。因为,苏轼在御史台牢狱中经历了130天的“炼久不决”之后,终于蒙恩结案,“责授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这就是有名的“乌台诗案”。苏轼因为做诗“讥刺新政”而在上一年的八月十八日被逮捕进了御史台的监狱,御史台也被称为乌台,因汉代御史台“其府中列柏树,常有野乌数千栖宿其上”(《汉书·朱博传》),所以被称为乌台。苏轼的讥刺诗作中因有被罗织为讽刺宋神宗的而显得事态严重。从苏轼《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的诗题和“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其一)、“梦绕云山心似鹿,魂惊汤火命如鸡”的诗句来看,当时似乎已经很危险了。最后的判决听起来似乎不错,尚有职衔,但其实就是以罪人身份流放黄州,所谓团练副使不过是个虚衔。这要感谢宋代的开国皇帝赵匡胤所定下的制度,那就是告诫他的子孙后代,不能杀读书人。所以,苏轼终于得以保命而贬谪黄州。后代的研究者十分感谢这个决定,因为,苏轼因此有了写于黄州的前后《赤壁赋》和“大江东去”等魅力四射的篇什。作为当事人的苏轼,这一年的除夕之夜,是在御史台监狱中出来的第三天度过的。在除夕前夕,他写了有感于出狱的诗作《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复用前韵二首》:“百日归期恰及春,余年乐事最关身。出门便旋风吹面,走马联翩鹊口卓人。”(其一)“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其二)苏轼说百日之案正赶上春节前夕结案,其实,春节的到来也对于结案有种促进作用。此两首不仅写出了出狱风吹面、鹊啄人的真实场景,也表达了苏轼不改初衷的心境,特别是使用塞翁失马、城东斗鸡的两个典故,可以说是以后生活,特别是黄州生活的人生宣言。

苏轼作为罪人流放,是不能在京城逗留的,苏轼一家也愿意早些离开京城,离开是非之地,以免再出变故。元丰三年正月初一,苏轼及其一家就离开京城上路了。所幸他在数日之后,抵达距离京城三百里的陈州。他的表哥文与可的儿子文逸民一家在这里居住,子由也从距离陈州200多里的南都赶来相聚。苏轼在此写下数篇诗作,记录下了乌台诗案之后春节期间苏轼的心态,其中既有“纳之忧患场,磨以百日愁”“平时种种心,次第去莫留”(《子由自南都来陈三日而别》)的对于乌台诗案的反思;也有对于黄州流放的遐想:“便为齐安民,何必归故丘”(同上),齐安是指黄州,透露出了随遇而安的思想;“君已思归梦巴峡,我能未到说黄州。此身聚散何穷已,未忍悲歌学楚囚”,此诗是与文逸民表侄饮别,“醉行堤上散吾愁”(《陈州与文郎逸民饮别,携手河堤上,作此诗》)时所作。虽然不乏旷达之语,那痛彻骨髓的悲哀还是在字里行间散发出来。

苏轼贬谪黄州,无数优秀的文学作品,如万斛泉源汩汩而出。此时期每年春节期间,也都不乏佳作,如“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的那种哲理禅思而化入的缱绻诗魂,如《正月三日点灯会客》的对于黄州春节风俗的描写:“试开云梦羔儿酒”(现在黄州仍以羊羔酒闻名)和对于故国的忆念:“蚕事光阴非故国”,以及对于新春佳节的歌咏祈盼:“冷烟湿雪梅花在,留得新春作上元。”

元丰七年(1084)四月,苏轼结束了黄州的流放生涯,翌年正月初一,他在大雪纷飞中过淮谒客,有诗二首,记录下苏轼在二元之际(元丰、元祐)的飞鸿踏雪的痕迹,展示了东坡“万顷穿银海,千寻度玉峰”的壮伟胸襟和“霁雾开寒谷”“不用残灯火,船窗夜自明”的对于光明的向往和自信。果然,六个月后,苏轼时来运转,起用为登州太守,随即入朝,这就是有名的元祐时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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