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号称“移民国家”、“民族大熔炉”的美国一样，以色列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移民国家”。所不同的是，以色列不是一个“熔炉”社会——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虽然属于同一个民族，但生活中却都带有原居留国不同的地域色彩——它更像一幅共同生活在一个民主国家内的不同人口群体的色彩斑斓的镶嵌画。
特拉维夫是一个小巧而精致的城市，面积不大，街道也不宽，但却如花园一样美丽。这儿到处浓荫匝地，绿草如茵，这种良好的生态环境仰仗于它先进发达的灌溉系统。在这儿，花草总是和路联系在一起的，凡是有路的地方，就有草木花香。那地毯似的草坪更是随处可见，绿得让人感到不太真实；花也给人自由散漫的感觉，那处处可见的五颜六色的小花不张扬，不邀宠，坦坦荡荡，生机勃勃地盛开着，不像在国内看到的花总觉得不平民化，太雕琢，太做作。当我在那绿得人心里痒痒的，慌慌的草坪前留连忘返时，我才惊觉，在我的心灵深处，那对绿色的渴望竟是那么的强烈！比起我们国内的许多城市，这儿的街道是窄多了，别说北京的长安街，就是我们西安的北大街也比这宽好多。当然，这儿人少，街道似乎也没必要很宽。这儿没有专门的自行车道，也极少有骑自行车的人。在主要的街道，人行道常设在马路的中间，宽的地方可以并排种四棵一搂粗的棕榈树，两旁当然也是草木葱茏。人行道上还有木制的长椅，我第一次坐的时候，习惯性地把手里的报纸一铺，别人说不用，我用手一推，果然很干净。这儿行人也不多，走惯了国内熙熙攘攘的大街，在这儿似乎有点不习惯了。你可以试想，这边汽车呼啸而来，那边汽车呼啸而去，而你可以一步也不乱地随意地走着，而根本不用担心被什么不经意地撞一下，那种从容和悠闲甚至让人觉得有点奢侈。有一天，在人行道上，一个从我身边匆匆而过的以色列人不小心碰了我一下，很轻的一下，他立刻回头对我说“sorry”，我对我爱人讲，这儿的人到上海的南京路就不会走路了，那儿人挤人，人碰人就像呼吸空气一样自然，如果都说“sorry”，那南京路上肯定是“sorry”万人大合唱了。不过，咱中国人多，也没有办法。
在特拉维夫的街道上，我常会看到一种穿着奇怪的人。在如此炎热的夏天，穿着黑色的长外套，戴黑色的礼帽，留着像马克思那样的胡子。“难道他们不热吗？”我奇怪地问同事，他们告诉我，这是犹太教的极端教派——哈西德教派的教徒。有一天，在公共汽车上，我旁边刚好站了一个“教徒”，我才仔细观察了他一下，哦，原来黑外套里还有一件镶有白色饰边的黑色丝绸背心，一件黑色的祈祷衬衫，连鬓的胡须间还有一个奇怪的缺口。据说，他们的这种装束，可以在《圣经、旧约全书》中找到依据。这种人在特拉维夫还不多，听说在耶路撒冷，已经成了街道一景。
以色列人的着装比较随便，有别于穿戴笨拙的寒冷地区的人，他们的服装轻巧而富有灵气。据说，从开国之父本·古里安开始，随意就一直是他们的风尚。年轻女性大多留长发，不化妆，也很少穿裙子，上身大多是吊带小背心——裸露的肩和背随飘飞的长发若隐若现，却是极有风致的——下身多是紧身的长裤，越发显得疏密有致，摇曳多姿；而年长的妇人，却穿着大花的裙子，戴着像我们常在电视上看到的英国皇太后戴的那种帽子，涂着大红的口红，戴着很多的首饰，看着挺洋气，但没我们国内的老太太精神。这儿的人，尤其是女性，年轻时身材极好，可过了40岁就开始发胖，据说和他们的生活习惯有关。对于大都生活在内陆的中国人来说，海，是极有诱惑力的。我们也经常到海边去。那儿总有好多以色列人带着孩子们（这儿没有我们的计划生育，政府鼓励生育，好多家庭不止一个孩子）在海边嬉戏，他们穿的泳衣也是挺开放的。尤其有意思的是，会经常见到那些四五岁的小女孩，也穿着“三点式”的泳衣，难道这儿的人发育这么早？我不大相信，于是故意到小女孩身边逗她玩，我这才看清楚，小胸脯上那两块布皱皱巴巴，也纯粹还是个装饰。一个正拿着小塑料桶和塑料铲在玩沙子的孩子，却穿着如此具有性别意义的衣服，真让人忍俊不禁。回头看看我们几个人，肯定仅从着装看，也可以看出是“老外”了。以色列人服装大多是白、黑、灰，不刻意雕琢。七月底，使馆举行“八一”招持会，使馆要求男士着中山装或西装，女士旗袍或裙装。到了现场一看，就我们使馆的人个个都是能接见外宾的样子，而来赴宴的以色列人都着装随便，没有一个系领带的，但都整洁，大方。也许为了下海方便，这几年在国内已经很少看到的塑料凉鞋，在这儿却触目可见。我从国内来时忘了带凉鞋，也花了45个shekel（大约90元人民币）买了一双塑料凉鞋，穿上十分舒服，让我几乎找到了童年的感觉。小时候，我一直穿塑料凉鞋，下雨天，和小伙伴在雨水里疯跑，还狠命地在积水里跺脚，比谁溅起的水花高，那感觉，真好！
我是一个极其中国化的人。在国内时，牛奶不喝，巧克力不吃。这次来以色列的飞机上，尽管我的肚子饿得咕咕直叫，可飞机上以航准备的饭，我是一口也吃不下去。好在在这儿，我们可以自己做饭。两千多年前背井离乡的犹太人，自上世纪末开始陆续回国后，都带回了居留国的饮食文化和饮食口味。听说，以色列现在餐桌上的菜肴，大约来自8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以色列最有名的是中东风味的菜肴。除了以色列阿拉伯人原有的烹调方法外，来自伊朗、伊拉克、埃及等地的犹太人也带来了各自的餐饮风格。我每天到使馆上班，要经过两个酒吧，桌子都摆在外头，头顶有凉棚，经常看见那些老外在吃用西红柿、生菜、洋葱等拌的沙拉。以色列人爱吃沙拉，且一定要配上西芹，否则会被认为粗糙不堪。那种沙拉我吃过一次，难吃无比。我才真正相信了说好多中国人“背着炒瓢闯天下”的说法。我真纳闷，这东西真能吃饱肚子吗？起码在吃上，我是很看不起外国人的，当然包括以色列人。在特拉维夫也有中国餐馆，但价钱都比较贵。在这儿，到中国餐馆吃饭也被认为是奢侈的行为。我去过一个叫“龙城”的中国餐馆，老板是香港人，餐馆里挂着极具中国特色的宫灯、大红灯笼，墙上还有倒贴的“福”字，放的音乐也是“彩云追月”，虽说饭菜味道不怎么样，但在异国他乡，喝一碗冬瓜排骨汤，也可以一慰乡思。
我要来以色列以前，正值巴以纷争加剧之际，家人都为我们捏一把汗。但到这儿后，才发现在国内电视上经常看到的扔石块、爆炸的场面，其实离大多数以色列人的生活很远。这儿，树叶依旧碧绿，鲜花依旧盛开，人们依旧悠闲地在街边喝着咖啡；晴天丽日之下，当你漫步在特拉维夫美丽的滨海大道上，当你眺望地中海那无边无际的波涛和自由飞翔的海鸥时，你一点儿也闻不出战争的气息。
以色列人对中国人是非常友好的。我每天去上班，在楼下总能碰见我们邻居的老人带自己的孙子玩，每次我都来不及开口，他就会用生硬的汉语说：“你好！”经常在街上，有人问：“chinese？”而不像在西方国家，人们常会问“Janpanese？”当然我每次都会响亮地说一声“yes！”但有一个“YES”让我现在想起来，脸还有点发烧。有一天，我从海边回家时，一个和我同路的以色列小伙子和我聊天，自然先问我“chinese？”我说“yes！”当走过一个垃圾桶时，我随手把喝完的矿泉水瓶子扔进了垃圾桶，没想到他立刻从中捡了出来，穿过马路，扔到那个专门回收各种塑料瓶的铁笼子里（在特拉维夫街上到处都能看到那种用黄漆刷过的，有一个汽车厢那么大的铁笼子，用来回收各种喝过的如可乐、果汁、矿泉水瓶子，按我们的说法，就是“资源再利用”）。看见他这样，我虽不懊悔我没说我是“日本人”（出国前，朋友们开玩笑说：“不要干坏事，可别给中国人丢脸。”我说：“放心吧，干了坏事，我就说我是日本人。”），但却真的觉得很惭愧。口头上也经常念叨“节约，节约”的人，在这儿，学会了应该怎么做。
在以色列有一种当地人叫“曼可里特”的小店，就像国内我们家属院看门老大爷当做副业搞的那种小店。它主要也是为了方便居民日常购物，出售牛奶、糖、鸡蛋等。有一次，我到那儿买东西，我忽然看见那个年轻老板胳膊上纹着一个汉字“威”，我问他知道是什么意思吗，他笑了笑，没说什么，却伸开胳膊，做了一个健美运动员常做的那个类似扩胸的动作。我笑着说：“Good”觉得他基本领悟了这个汉字的意思。上个月，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一个珠宝商，是在哈尔滨出生的犹太人。他1952年回到了以色列，当时19岁。听说我来自中国，他非常激动，眼里闪着泪花，给我讲了许多小时候在哈尔滨的故事。时隔近半个世纪，那些童年的往事，他记得竟然还是那么清楚，见我惊叹，他说，他每过几个月就把这些事在脑海里回忆一下，他怕他忘记了。他说他的两个女儿都去过中国，也会说汉语。现在，他们家偶尔还包饺子吃，不过总没记忆中的小时候在中国吃的好吃。临走时，他给我一张名片，一面是英文，一面是中文，这在以色列是非常少见的。我也心里想，下次包了饺子，一定给他送过去一些。
一位研究犹太文化的学者说，犹太民族是一个充满奥秘的民族；犹太文化是充满“悖论”的文化。一踏上以色列的国上，我就发现，这真是一个谜一样的国家，一个谜一样的民族，吸引我一步一步地走近它，用心去谛听她心灵深处的声音……
（摘自《美文》2002年1月上半月号，王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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