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中曾将“标准化”视作工业社会的主要特征。社会化大生产不仅制造出“标准化”的产品，甚至制造了“标准化”的人——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生存状态如出一辙。如果有人坚持认为上帝具有造人的专利，那么这个上帝也绝对是个拙劣的工匠和偷懒的高手，他批量复制规格模样几乎完全相同的产品，证明了他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匮乏。
在“另类”眼里，上帝不过是制造了“半成品”，他们得亲自动手，在自己身上添加标志性符号，才能使有个性的人脱颖而出。如同动物学家在狗熊的身上作了不同的标记——有的划上红圈，有的剪短毛发，才能区分开哪个营养不良，哪个正在发情。“另类”通过对自己的重新定义，赋予自身一种新的生存理由。
有意思的是，试图成为“标准化”的对立面的“另类”本身，也正在被“标准化”。每当我们看到大街上“乌央乌央”的黄头发，我们便会明白，标榜个性的“另类”之举，正在变成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形势的发展竟如此迅猛，第一个染黄头发的人还没来得及与“传统”的黑头发们彻底决裂，就被成千上万前赴后继的黄头发们给包围和湮没了。“另类”们的人海战术最终导致了他们意想不到的结果——那些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黑头发，反倒成了十足的“另类”。
“另类”的主要工作就是反潮流。只要是潮流，他们就反，至于潮流是什么内容，他们倒不在乎。这样，目的和手段就开始脱离，目的被忽略，手段和姿态开始重要起来，让人想起“反潮流，意义深，大家都要来关心”以及“想革命的过来，不想革命的滚蛋”这类“文革”中的时尚用语。
这样，“另类”便陷入了悖论。由于“另类”通常关注自己的“造型”，把外在的东西当作他们离经叛道的宣言，这样，他们的行为就具有了表演性。他们以为这些就是“另类”，但是他们陷入新的重复之中，他们实际上也在批量复制规格模样几乎完全相同的产品，他们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匮乏证明他们同样都是拙劣的工匠和偷懒的高手。眼下的“另类”一族令人很容易想起粉碎“四人帮”之后流行起来的喇叭裤和“蛤蟆镜”，“另类”们的举动说明“另类”也并非一件困难的事。
当然，法律从来没有对头发的颜色作出规定。只要不把自己定位成塔利班，一般的“另类”行为，旁观者们还“扛”得住。从某种意义上说，“另类”们的存在是健康社会的标志，它证明了价值的多元化和社会的包容性。对于他们各种惊世骇俗之举，人们早能以平常心待之，这种平和的态度成全了“另类”，也使他们的威力于无形中被减弱和消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