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末还是六十年代初，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张学良将军的胞弟张学铭先生从天津来北京。他是统战人士，那时好像担任着天津园林局的局长，到京后住在东四八条朱宅，也就是北洋政府时交通总长并代理国务总理朱启钤先生的家中，那时朱启钤先生尚健在。张学铭先生是朱启钤先生的女婿，与朱海北先生是郎舅。张学良、张学铭的妹妹又是我的叔祖母，因此张学铭来京总要到我家坐坐。有一天下午，张学铭、朱海北二位先生来看我的祖母，聊了一会儿，朱海北先生说张学铭先生要去隆福寺喝豆汁儿。那时我们住在东四，离隆福寺不远。我家虽也算久居北京，但家里没有一个人能够接受豆汁儿的味道，因此我也从来没有喝过豆汁儿。朱、张二位起身告辞，我恰巧也在屋中玩耍，张学铭先生突然问我喝没喝过豆汁儿，我说没有喝过。张学铭先生与张学良将军体形正好相反，一胖一瘦，不拘衣着仪表，说话口齿也不太清楚。他听我说从没喝过豆汁儿就急了，说：“那不行，今天一定要和我们去喝豆汁儿。”而且是不容分说，拉住我就走。我虽没有喝过豆汁儿，但常常听人们提起，认为一定是和豆浆差不多，而且是甜滋滋的东西，于是欣然同意与他们一起去。
那时的隆福寺还有山门，人民市场是在山门内，分为东西两个很大的售货场。西货场西侧，是寺中的西配殿和庑廊，当时经营一些北京风味小吃，庑廊外面支了布棚子，喝豆汁儿就在棚子底下。卖豆汁儿一般是在下午，刚刚熬好，就着焦圈儿和咸菜丝儿喝。等到豆汁端上桌，我却傻了眼，眼前是一碗灰绿色的东西，用鼻子闻闻，又酸又馊，我怀疑这是不是豆汁儿……，因为离我的想像差得太远。我借口太烫，先不喝，倒要看看他们两位是如何开销这东西。没有想到，他们两人非常安详自然地端起碗，慢慢悠悠，很斯文地喝了起来，时不时还吃些焦圈儿和咸菜。耗了半天，再没有理由说是烫而不喝，只得硬着头皮抿了一小口，味道有点像醋，还有一股子馊味儿，实在难以下咽。这时张先生用眼瞪着我说：“怎么了？就这味，好喝极了。”当着两位比我长两辈的人，简直再想不出推托的理由，只得闭着气，一口一口喝进去，喝完最后一口，真是如逢特赦。继而是阵阵恶心，简直要吐，硬是用一个焦圈儿压下去。朱海北先生只喝了一碗，他是真的爱喝，还是“舍命陪君子”，也很难说。张先生喝了一碗，又喝了一碗，真是不虚此行。
那年我不是十岁，就是十一岁。
时隔二十年后，也就是1979年左右，我去琉璃厂，路过新华街正是下午两三点钟。新华街有家专营豆汁儿的店，享誉京城，很多朋友向我介绍过。但因为有二十年前的印象，确实没有勇气去品尝。恰好经过，要不要再去试一试？况且二十年间尝了不少人间的酸甜苦辣，口味也会有改变。正在踟蹰不前，碰到一位熟悉的京剧演员，他非常热情地拉我进去，并且告诉我，他是每天这个钟点儿必来的。
一碗豆汁儿端上来，冒着热气，他端起碗就是一口，我也试着尝尝，味道尚可以接受。这位演员于是大讲豆汁儿，从它的制作和工艺过程，到豆汁的讲究，什么时候喝，喝的方法，一直说到豆汁的好处。边听边喝，豆汁儿的味道渐渐地在我口中起了变化。一碗喝完，口中有种回甘的感觉，余韵妙不可言。他建议再来一碗，我欣然同意。自此之后，豆汁儿喝出了滋味儿。看来二十年沧桑，人们的口味是会有变化的。
北京的豆汁儿是用绿豆浸泡后磨成糊状，经过发酵制成。熬豆汁儿是功夫，要边搅边熬，火候要恰到好处，这样熬出来的豆汁儿才会使豆质与水浑为一体，不稀不稠。有时在一些店中会发现豆质与水发生分解，这就是熬得不好的缘故。除了和平门外那一家，我也喝过什刹海荷花市场和西城护国寺小吃店的豆汁儿，质量都算是不错的。
除了北京之外，我在任何一个城市中还没有看到过有豆汁卖。台北有家专卖北京小吃的店，叫做“京兆尹”，不知那里做不做豆汁儿。已故作家梁实秋先生客居台北多年，朝思暮想北京的豆汁儿，所以想必“京兆尹”也不见得有此物，或是做得不地道。
关于喝豆汁就什么咸菜的问题，发生过不小的争执。有的人写文章说喝豆汁要就酱菜，像八宝酱菜、卤虾小菜、酱萝卜什么的，为此北京民俗专家爱新觉罗·瀛生先生非常愤怒，他认为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喝豆汁儿绝不能就酱菜，也从来没有就酱菜的事儿，只能就切得极细的腌小疙瘩丝儿。仔细回忆我第一次喝豆汁儿时，好像就是就的带芝麻的朝鲜辣丝儿，到底谁是谁非，下次见到瀛生先生倒是要当面请教。（摘自《老饕漫笔》，赵珩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7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