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的是，那个我译错的“雇佣军人”，后来证明却属乌有子虚。指错者正是维维安的儿子，也即王尔德的嫡孙墨林·霍兰。2000年冬旅居英伦为听墨林演讲，我在王尔德曾经流连的布赖顿买下纪念版《奥斯卡·王尔德作品全集》。那是考林斯给将至的王尔德百年诞辰特印的版本，录有墨林写于1994年的新序。墨林颇有其祖遗风，同样出身于王尔德就读的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他续编的《奥斯卡·王尔德书信全编》也在去年出版。在他的序言中，墨林委婉地纠正了其父导言所存错谬：“那个称王尔德家族先祖是德·王尔德上校的说法，虽然浪漫得叫人欢喜，但并无证据可依，实是憾事一桩。他的父系家族回溯到尽头，乃是十八世纪前半期，都柏林的一位商人约翰·王尔德。关于瑞典国王奥斯卡的陈述也不准确。威廉勋爵为国王治愈白内障的事不见史册，白内障手术的发明者也不是他。不过，他的确在一八六二年获得瑞典政府授予的北极星勋章。”（页6，Collins Complete Works of Oscar Wilde， Centenary Edition，London，1999）
维维安受儿子责难的序言写于1966年。在此6年前，他还著有《奥斯卡·王尔德画传》（Pictorial Biography of Oscar Wilde），也就是那一册先在台北出繁体字译本，又在上海印简体字版的《王尔德》（维维安·贺兰著，李芬芳译，百家出版社2001年6月初版）。那也是维维安首次公开他对其父生平和作品的评价，他想在书中更正别人对其家史的误写：“所有的王尔德传记都遵循第一位替王尔德写传记的作家罗伯特·薛瑞德（Robert Sherard）的引导，记载该家族最先移居爱尔兰者，是一位职业为建筑商的成员；……事实上，第一个定居爱尔兰的王尔德家族成员是一名上校，他是荷兰一位画家之子，……”（页2）他还说：“王尔德出生在父亲位于都柏林魏斯兰街（Westland Row）二十一号的诊所里，被取名为奥斯卡·芬葛·欧佛雷泰·威尔斯（Oscar Fingal O'Flahertie Wills）。从这个名字上我们可以看出他母亲的巧思。公元三世纪爱尔兰战士兼行吟诗人欧西恩（O ssian）的儿子就叫奥斯卡，他在一场战役中与卡柏尔王（King Cairbre）打斗时被杀。不过，当时瑞典国王的名字也叫奥斯卡，王尔德的父亲曾为他动了一次极为成功的白内障手术，国王后来还成了王尔德的教父。”（页6）。显然，维维安生前不曾意识自己在传播错误说法。
也如墨林后来所说，因为当时的王尔德研究尚欠完善，维维安屡屡重复自己错误，完全情有可原。但他也强调，在王尔德蒙羞和陷狱的起因上，那篇序言的含糊其辞，其实并非维维安的过错，原因是“同性恋那时在联合王国仍属刑事犯罪行为（虽然于次年就得到合法化），尽管如今听来实在莫名其妙。那虽是奥斯卡·王尔德私生活的一个方面，可确实仍令他今天的一些读者不自在。应该清醒认识到，在我父亲写文章的时代，那还会引起刑事起诉”。（页6）这声明对理解《王尔德》非常重要，否则无法参透维维安虚与委蛇的用心所在。比如，他写“昆斯伯瑞侯爵的攻击”那节，就只是含混地说：“王尔德很快地就喜欢上艾尔佛瑞，两人之间建立起亲密的友谊。这件事传到昆斯伯瑞侯爵的耳里，正好给了他苦等已久的报仇机会。王尔德的唯美主义主张与过于讲究言语的举动早就引得谣言四起，因此侯爵加油添醋地宣称，他的爱子被王尔德那个怪物带坏了。”（页91）这里的“亲密友谊”自然指的是两人的断袖情恋，维维安没法不避实就虚，他肯定担心直言其事会惹人非难。写到王尔德入狱罪名，维维安更是语焉不详。他仅仅选录了审判官威尔斯先生（Mr Justice Wills）给王尔德定罪判辞的片断：“……我对你说什么话也没用。会做出这种事的人一定是羞耻感荡然无存的。……大家都希望我根据法律从重判刑。根据我的判断，这对本案来说一点都不适当。本法庭判决你必须入狱并服劳役两年。”（页105）王尔德喜好男色有碍风化的罪证，维维安一概不予涉及。也许出于忌讳，或者是由于无奈，他的写法不那么尽如人意，也注定其著述难以免去遭受挑剔的命运。
余光中译过王尔德的多部剧本，也替中译本写有导言《象牙塔的铁窗——读维维安写的父亲〈王尔德〉》。但他的评论却嫌简单浮泛，而且也不够负责：“这样的传记我有好几本，长的如艾尔曼（Richard Ellmann）的详尽评传，短的如维维安·贺兰的这本画传，都很引人入胜。维维安的这本《王尔德》，插图又多又生动，本文也简洁而冷峻，作者正是王尔德的次子，身历名父当年的荣华与冷落，痛定思痛，前尘如烟，更令人倍感沧桑。”（页III，《推荐导读》）想象中的合格导言，除去要阐述本文的好处，更应据实言明作者的行文偏差。至于译文的质量，如果可能当然也要有所褒贬，毕竟那是一般读者无以觉察的。显而易见的瑕疵，是同一句话在导读和正文中，译文并不统一。例如，王尔德嘲弄美国人的名言，余光中译为：“好心的美国人死后，都去了巴黎。坏心的美国人死后，就留在美国。”正文却译作：“好的美国人死时会到巴黎，而坏的美国人会留在美国等死。”（页35）到底谁更可信？没有原文参照，恐怕难有断论。我偏于相信译者对英文的理解稍逊导言作者，否则他就不会把昆斯伯瑞侯爵的名片译成“卡片”（页98）。侯爵写在名片上羞辱王尔德的话To Oscar Wilde，posing as a somdomite，导言里是“致奥斯卡·王尔德——装腔作势的鸡奸客”，正文中却译作：“致王尔德，那个装模作样的鸡奸者。”（页98）
就专有名词翻译推断，《王尔德》译者当非祖国内地学者，因为把丁尼生、兰波和斯温伯恩等诗人名字译为泰尼森、贺姆伯和史文朋，更似港台译家手笔。好译名都有英文对照，否则读了真会如坠五里雾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