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在文史学者中间广泛流传和使用的是一套名为《国学宝典》的数据库光盘。这个大型古籍文献数据库，收入了《十三经》、《二十五史》、《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诸子百家、唐诗宋词元曲、全上古文、明清戏曲小说、历代学术笔记、佛典、道典等近两千种3亿汉字的先秦至晚清文献。近期又相继完成了唐宋八大家全集、十三经注疏等大型文献。《太平御览》、唐宋笔记全集、禅宗典籍大全、数术大全、三通等工程也已正式启动。不少学者给予这套软件很高的评价，认为它极大地方便了文史研究工作。
为了给学林提供方便，《国学宝典》的设计制作者尹小林先生创办了“国学”网，将《国学宝典》中的重要数据制成网页上网，免费提供大家使用。但是，去年他发现了有人未经允许任意使用《国学宝典》和国学网上的资源，并有人制成光盘公开销售，他认为一套名为《汉籍全文检索系统》“盗窃了《国学宝典》的工作量”。
对于尹小林的指责，《汉籍全文检索系统》的设计制作者并不以为然，认为古籍数字化整理是学术研究事业的一部分，而古文献原本是天下公器，人尽可使用之。至于《汉籍全文检索系统》中有相当一部分与《国学宝典》在目录、格式、标点方面近似，并不等于前者“盗窃”。他的理由是：所谓“盗”是指侵犯别人的所有权，试问拿走原本“来路不明”的数据何盗之有？
经过记者多方了解，《国学宝典》、《汉籍全文检索系统》所收录的“电子文本数据”一部分是自筹资金请人录入，而更多的是来自某出版社方正激光照排过程中产生的“小样文件”。有知情人士对于这场纠纷的评价是：“谈到著作权法，如果出版社方面较真，他们都有很多不合法，因为首先绝大多数文献标点都不过50年，且非正式出版物。”
“方正小样文件”是出版社整理古籍并出版点校本后的“副产品”，“点校”的版权概念本身在具体的著作权法中界定不够清晰。尹小林认为“方正小样文件”没有严格的版权，他说：“你点校了，我就不能点？难道点得一样就是侵犯权利？”
高校古籍研究委员会的刘先生告诉记者：“个别人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使用出版社的‘方正排版小样文件’如果涉及到经济利益，出版社有权提起诉讼。实际情况是，古籍整理者个人不一定计较，而出版社要到认识到自己的经济利益受到威胁，电子出版物影响到纸介质书的销售时才出手，否则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懒得理。”北京大学出版社彭松建社长说：“如果拿走我们的‘方正小样文件’，我们的态度分两种情况：假如是正式的电子出版物，且作为赢利目的，那就是盗版。如果是限于学术圈，经过我们的允许，可以限制性使用。”可是“方正小样文件”怎么会由出版社内部流传到社会上呢？彭社长解释说：“‘方正小样文件’被‘悄悄’拿走，可能通过‘排版公司’，也可能是得到了责任编辑的‘帮助’，不易搞清究竟是从哪个环节流了出去。如果查出盗用者，出版社可以请律师提起诉讼。”
既然古籍电子数据库软件能够极大方便学术研究，既然只是在“副产品”的基础上进行加工就可以完成电子出版物的编辑出版，那为何这块市场多见“手工作坊”产品而鲜见正规出版物？据记者了解，古籍电子出版物成本太高，利润太少。商务国际有限公司在1997年出版了《全唐诗》（共270－280万字），投资30万元，其中10万就花在校对上（需要请学者，一般人无法完成这项工作）。20世纪90年代中期，台湾中央研究院将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五史做成数据库，卖给日本、美国，每套8万美金。但是在总成本1亿台币中，3000万用于校对，相当于一个字一个台币！
知情者向记者透露，让错误率符合国家标准，很少有人能够承担得起，如果投资是为了树品牌还划算；然而古籍整理却难以形成大的品牌和效益。因为投资高，市场小，还有盗版危害，商业投资几乎不可能。首当其冲的一个问题就是正版软件没有市场，《四库全书》扫描版，正版7000－8000元；而盗版只需600－800元，并且服务上门。
较高质量的古籍电脑文本，是目前中文古籍数字化的关键所在，也是成本最高的部分。这方面内地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首先，由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北大方正排版软件的巨大成功，凡此以后出版的各种重新排版的古籍（按一般说法，以1919年为限），均必须先形成电脑小样文件，其数量不下数亿。遗憾的是，其中许多已经遗失，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但是其次，国家组织的古籍整理工作形成了一大批成果，这些成果在成为纸介质本的同时，也可以成为数字化文本，在现代印刷条件下，几乎不用追加多少成本。
陕西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的袁林建议，将印刷业中形成的古籍电脑排版小样文件确立为国家资源，和煤炭、石油、人力一样，不允许随意废弃。高校古委会刘先生认为建立一个“方正小样文件”的储备库不会有大的障碍，因为北大方正的激光照排系统几乎遍布全国所有出版社，技术上只需一个统一的格式。他相信，如果有关部门领导重视，加上媒体的呼吁，这项工作应该能做起来。
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的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目前在古籍数字化整理方面，国家还没有新政策出台，因为有些特殊的技术障碍。首先，繁体字没有国家统一标准，哪些该保留，哪些不能再用尚未最终确定。其次，繁体如何转换成简体成为一个研究课题，目前高校古委会与北京大学合作做这方面的研究，如何使这种转化符合国家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的要求还在探讨之中。第三是字库容量问题。比如《康熙字典》中有些文字不能在电脑上显示。这位工作人员最后说：“成立‘小样文件保存库’恐怕有难度。古籍电子出版物原本投入很大，出版社要付稿费，要占市场，而他们还得面临繁简转化和造字的难题，畏难情绪是显而易见的。”
在把古籍数字化工作由“孤军作战”转为“社会化大生产”方面，国内学者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由于缺少统一组织协调，“民间手工作坊”力量分散，因而处于相对滞后状态，亟待形成以专家学者与出版社联盟组成的“正规军”从事大规模出版。这个现象早已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实际工作也在不知不觉中进行。2001年3月份“中国基本古籍库光盘工程”取得了阶段性成功。这是北京大学的重点项目，1998年经全国高校古委会的批准立项启动。这套全文电子信息版光盘的收书上起先秦、下至民国，共荟萃重要典籍1万余种，总计全文20亿字，版本图像2000万页。其中近两千种为世人罕见的孤本和珍本，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收藏价值。全套光盘的内容总量相当于3部《四库全书》，堪称规模空前的中国历代典籍总汇。据悉，由安徽黄山书社出版的这套光盘已进入大批量生产阶段，整个工程可望在3年内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