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冲着我们微笑的道夫曼是一位智利作家。上个世纪80年代，在皮诺切特独裁时期，道夫曼流亡美国。其时，他在构思一部小说，情节富于戏剧性：一个男人驾车在公路上抛锚，被一个好心的陌生人带到家中，主人的妻子从客人的声音听出他是几年前对自己施暴的凶手，于是将他绑架，决定私自对他进行审判。这部小说最后没有写成，但在道夫曼1990年结束流亡生活返回智利后，上述构思却顺利地变成了一部戏剧。
这部名为《死亡与少女》的剧作自它问世后十余年间曾先后在一百多个国家的舞台上上演，这的确让人有些吃惊。上演场次的数字虽然不能把一部作品变成经典，但会把人们的惊讶变成一种好奇——这部作品到底拥有什么样的魔力，以至于它能传演于国际剧坛？
小说构思中那位公路上抛锚的男人，在戏剧中名为罗伯尔托。他是一位医生，他的职业技能曾在专制时期为独裁政府所利用。他受聘于监狱，任务是实验囚犯承受极限拷打和凌辱的身心指标。医生在这种“工作”中逐渐体会到一种欲罢不能的施虐快感，不同寻常的工作让他获得了一种随心所欲摆布人的权力。不过，这种权力随着独裁政府的倒台被剥夺了，医生在政治的转型中不为人所察地还原成治病救人的“天使”。他安宁地生活着，往事成为沉默的历史。
小说构思里那位好心的陌生人，在剧中是一位国家司法调查委员，名为格拉尔多，尽责于清算专制时期的种种非人道罪行。他把罗伯尔托接到家中，不曾想竟把凶手引领到妻子包丽娜的面前。包丽娜在多年前的政治迫害中被捕入狱，囚禁期间曾被人蒙住双眼长达十余日地连续施暴，她在黑暗中将凶手的声音与体味深深地铭刻在记忆里，这种痛入骨髓的记忆让她坚信医生就是那个凶手。
于是，妻子囚禁了医生，要对他进行审判。但医生在包丽娜的枪指下喊冤叫屈，断然否认自己是凶手，并向格拉尔多暗示包丽娜患有精神病症。的确，妻子的记忆无法成为证据，即便妻子所言是实，她的这种复仇行为也是违背司法程序的。因而，身为国家司法调查委员的丈夫，为维护刚刚重建的民主秩序竭力劝阻包丽娜的私自审判，无形中，他便成为了医生的掩护。三个人物在舞台上对峙着，僵持着，巨大的情感风暴在剧场上空翻滚，观众的神经犹如负重的支架在人物不同意志的冲击下嘎吱作响。
从戏剧情境的设计来看，剧作者显然是花费了心血的。三个人物之间彼此错综了各种关系：丈夫与妻子，凶手与受害者，公民与政府官员，嫌疑人与追凶者，被告与审判人，戏剧效果已经因此足够浓烈了，但让观众更加震撼的是戏剧结局：在包丽娜故意设计的圈套中，医生终于暴露了他的真实面目。可真相的大白却让丈夫和妻子陷入一种绝望的情绪中，因为医生没有丝毫悔意的坦白，让昔日的伤害变得加倍令人痛苦。撕下掩饰的丑恶以一种漠然的姿态冷冷地与审判者对峙，包丽娜在这种较量中再次受到伤害，她控制不住身躯的颤抖，那是震惊状态下的自然生理反应——震惊于人性竟然泯灭到如此地步，震惊于打开胸腔找不到灵魂的残酷现实。这种震惊会转化成人面对世界时的一种恐怖。为了不至于被恐怖击倒，格拉尔多向医生发出了近乎绝望的质问：“你为什么，为什么不忏悔？为什么，到底是为什么？”质问近似于乞求，是良善者对良善的乞求，是温暖者对温暖的乞求，是仁爱者对仁爱的乞求。
在中国当代文学传统中，相信《死亡与少女》可以归类为伤痕派，它是一个民族经历至深精神创痛后的产物。在我的印象中，智利戏剧在中国舞台的亮相这是第一次。我同样也是第一次欣赏扮演包丽娜的演员贾雨岚的表演。她显然入戏太深，在观众的掌声中谢幕时，她脸庞依然含悲，泪水犹自流淌。她是一位好演员（与大腕姜文在中戏上学时是同班同学），她的体验能力把她带入了包丽娜的精神险境，而依靠她的淋漓表现，我们则看到了一个生动的受伤的女人。这是一个悲剧形象，形象背后则是隐约可见的、已然不那么陌生的智利。悲剧煽情，它把智利这个大洋彼岸的国度化远为近，变陌生为亲切。
曾问该剧导演王晓鹰为何选择这个剧目？他说搬演此剧是他多年来的想法，至于原因未加详解。暗自猜测，也许引王导入迷的是剧中格拉尔多的那声质问。是啊，面对罪恶，“你为什么不忏悔”的质问已经在一百多个国家的舞台上用不同的语言颤抖着嘶喊了出来，现在“在你们神奇的国家用你们美好的语言来演出，意义不同一般”，这是微笑的道夫曼对中国观众所说的一句客套话，听者听来却是意味深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