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萌发阶段。在作者看来，“伤痕文学”的崛起、真理标准的讨论、改革开放和西方人道主义思潮的影响，促发了1979年以人性、异化和人道主义为主题的全国大讨论。讨论集中在“人性、阶级性和共同人性”、“社会主义和异化”、“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关系”三大问题上。其思路，是从价值观角度对“文化大革命”十年中的非人性现象做人道主义评判，其实质，是从人性论上反思和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确立人在社会主义建设和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地位。其成果，是认识到应把人当人看，应对“人”及人性问题加以研究；社会主义建设应尊重人的价值，关心人的命运。
（二）生长阶段。在作者看来，“把人当人看”，意味着要进一步揭示作为主体人的价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铺开，要求进一步思考人的现代化问题。1985年，学术界开始讨论人的现代化问题。对人的现代化问题的思考，必须与传统文化变革联系起来。围绕“文化变革与人的现代化”主题，当时许多学者集中讨论六大问题：价值观念变革；商品经济与道德建设；科学技术现代化与人的素质现代化的关系，以及人的全面发展；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健康人格；人的思维方式变革。这种研究的根本特征，就是人们多从文化角度反思现实以及人被失落的原因，注重文化对人格的塑造，其实质，是从现代化建设高度反思文化与人格，从“文化与人”关系上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其最大成果，是意识到必须把人当主体看，社会主义现代化关键在人的现代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把“人”独立出来，对人本身进行专门深入的理论思考；应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中，包含对人格和新人的设计。1987年左右，又开始讨论人的主体性问题。哲学界集中讨论了四大问题：一是从哲学上说清人的主体性与主体性原则；二是人的自觉活动和社会历史规律的关系；三是选择论和决定论的关系；四是个人及其个性。
这种讨论的重要特征，是人们多从历史观进而从本体论再从哲学体系的本质特征角度提出人及其主体性问题，将人的问题引到了哲学本体论和哲学体系之中。其实质，是从哲学原则上反思人的主体实践活动的原则和方式，并从人的主体性发挥状况方面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以启示人们正确理解和发挥其主体性。其最大成果，就是人们认识到，人的主体性是最根本的人性，是人的问题的实质和核心，因而人的主体性问题本质上是“人”的问题，要从理论上说清人，就必须抓住人的问题的实质和核心。这里，对主体性问题的深入讨论，引发某些学者率先思考人学的问题。
（三）长果阶段。在作者看来，对人学真正展开全面深入研究，始于1990年。那时，许多对人的问题研究有年的专家学者感到有必要把“人”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对象来研究，以建立一门新的人学。这一阶段，讨论的焦点集中在三个根本问题上：1.哲学和人学的关系。2.人学的对象。3.人学概念及其性质。多数学者认为，人学不同于人的科学，后者是研究人的某一侧面而形成的一个学科群，人学则是在综合各门有关人的科学提供的关于人的知识的基础上对完整的人进行综合研究，并提升出关于完整的人的本质、存在和发展规律的一般理论。“形成完整的人”是综合人学，提升出关于“完整的人的本质、存在和发展规律的一般理论”是哲学人学，它是人学最高、最根本的层次。此外，作者还专门就人学研究的基本内容作了全面而深入的论述，提出不少有启发性的见解。所有这些阐述，无疑在很大程度上为我国马克思主义人学的进一步创新和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基础。
《人学》， 韩庆祥、邹诗鹏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