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散文集在不断提供具有西部特色的奇异世界的同时，也不断地提供着作者的感悟或新鲜发现。人说中国散文创作最重要的传统是“有感而发”，但对文学来说，并不是所有的“感”都是有价值的，或者说，无论此“感”还是彼“感”，都得讲求思情质地，讲求在启示读者方面所可能抵达的新鲜程度，以及那种潜移默化的审美效应；否则，“有感而发”也就可能成为一种纸上谈兵式的空话。当然，这是很高的散文创作要求，而散文创作的“难”也正是“难”在这里。但我在阅读中感觉到，《西部随笔》在应对这样的创作难度时，自有一套既很传统又很富灵性的方式，特别是，作者在传达自己的洞察或体悟的具体过程中，不断融入机智的具有新鲜色彩的见解，从而使“有感而发”的“感”获得一种厚重的分量——顺便说一句，这部散文集所选择的题材，原本就具有很大的把握上的难度，如罗布泊与楼兰、西蒙古的土尔扈特东归、河西或居延的今昔等，即便让专事历史研究的人来说，也可能会引出不少不同的说法。这些，也许还是《西部随笔》之所以让人感到耐读或充满意趣的重要原因呢。譬如《卷一》中的那篇慨叹明长城的《边墙》（“明长城是后人的叫法，明代人叫它边墙”），作者很风趣地将长城比喻为“中国历史的一根装订线”，假如把长城从中国历史中抽掉，“古老的线装书将散落一地，凌乱得无法收拾”，可谓“没有长城就没有中国历史；不解读长城，也不可能真正读懂中国历史”。《边墙》中写道：“长城是一种无可替代的象征，它是中国历史文化的象征。辉煌亦长城，悲叹亦长城”；“长城终于成为伟大古迹。可是精力已被耗尽了，时间已被它耽误了”。长城也罢，边墙也罢，仔细想想莫不如此。所以说，当既象征辉煌又让人悲叹的“伟大古迹”出现在散文作者面前时，一场考验作家的文化素养或感受力的挑战也就随之开始了。《西部随笔》中的“西部”，是一片历史文化含量极高的广袤土地，可谓博大精深，悠远而沉重，到处都能见到先人留下的痕迹，到处都能倾听到历史的回声，以及那种含着血泪的有关民族前途或安危的告诫。由是，类似于作家在长城或边墙面前必须接受的那种挑战，在《西部随笔》的每一篇作品中都能见到或隐隐约约地感觉到。
我已经说到，《西部随笔》是一部耐读的充满意趣的散文集——之所以如此，当然与作品的写法也有关。或者说，这些作品——如《遥远的牧歌》、《漫游河西》、《西域之旅》、《罗布泊随笔》、《居延海》、《大漠诗魂》等，都是“双管齐下”融合的结晶。所谓“双管齐下”，一是作者的寻迹访古，即那种亲眼目睹的真切感受，那种对于寻迹访古的如实抒写；另一则是读史，从历史的重温中开拓眼界与汲取营养。特别是在史实的把握上，作者的态度是审慎而严谨的，如《遥远的牧歌》，其中的抒写对象是西蒙古土尔扈特部落的先人与后裔，是蒙古族人与西域的血肉关系，是西蒙古最后一位历史英雄渥巴锡率族人万里东归的无比艰险的历程；当然，作品也展现了今日天山深处的绮丽迷人的风光。但作品没有写成一般意义上的游记，而是经由历史事实的寻访，写出了一种忠于国土的精神，一种值得当代中国人敬重的坚韧不拔的品格。不言而喻，“双管”之中缺了哪一管都无法写成现在的模样。又如《西域之旅》，作品在寻迹访古之中写到了一些历史人物，如汉武帝、霍去病、张骞、李广利等，而这些人物确对中国的历史及传统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但作者在感慨这些历史人物时，既搀入了自己的独特见解，又极具当代性或现实感——作品在写到“汉武帝的遗产”时说：“汉武帝开拓和经略西域所显示的战略眼光，远在秦始皇之上。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筑起一道万里长城，企求‘围守而安’；而汉武帝开拓西域的战略目标，却是为了‘走出去’。他除了将西域这片广阔疆域收入大汉版图，还终于趟出了一条通向欧洲大陆的丝绸之路。”又说：“中国后来闭关锁国，这不是大汉留下的传统。”如此这般，作者就把寻迹、访古、读史、现实、乃至中国人的精神等融合到了一起，从而便抒写折射出启迪情智的光彩，并给人以好读的富有情趣的感觉。
实际上，这些作品还呈显出一种在散文界很难得的特点，即作者在抒写或思情的传达过程中，往往很自然地与历史上的军事斗争相拥到了一起。这样的特点，无疑是源自作者的职业军人身份。除了已经提及的如《遥远的牧歌》、《边墙》、《西域之旅》等，还有如《漫游河西》、《居延海》、《兴隆山》等，无不与战争、与民族安危息息相关。的确，也只有带着这样的目光走一走河西，读一点儿历史，才可能真正理解匈奴人为什么要唱：“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所以在我看来，因了“西部”的辽阔、悠远、浩翰、粗犷，更强化了作者的抒写视野，而作者所具有的那种当代性眼光，又使历史与现实获得了一种审美的契合——这一切，令我们从沧桑变迁之中感受到了一种精神，一种气魄，一种与今日中国息息相关的“现实”。我想，这便是《西部随笔》的意义。
《西部随笔》， 朱增泉著， 作家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