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言论在欲望膨胀、弥漫着商业主义氛围的今天，似乎是很不合时宜的，对于某些人来说，什么精神，什么理想，通通都是空洞抽象的，只有抓住机会、实现个人的欲望才是最实在的。然而我如今读郭小东的《暗夜舞蹈》，分明又感到有一种精神的幽灵在游荡着，他似乎并没有抛弃他多年以前的“知青情结”和“古典情怀”，他还在书中怀想着什么，追寻着什么，他始终被一种叫做人文知识分子的责任心、忧患意识、人格力量和宿命感所纠缠着。这突出地表现在书中的主人公李斯特身上。从《知青大逃亡》的方炜，到《青年流放者》的肖邦，再到《暗夜舞蹈》的李斯特，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东西——这就是人文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那种矛盾、痛苦和忏悔，他们的道义感和良知，他们的人道精神和体恤情怀，他们苦苦地追寻着以往曾经珍惜过，如今却变得有些茫然了的精神家园。
小说的基调和氛围是受到作者创作情绪的制约的，尤其是对于像郭小东这样主观情绪比较强烈、感情色彩比较浓重，具有某种浪漫主义气质的作家来说，作者的创作情绪是很容易在他的行文中表现出来的。如果说在写作《知青大逃亡》的时候，作者是充满着激情的，他激情地回望过往苦涩和艰辛的知青岁月，作者还不时地站出来代替人物发表激情的言说；那么到写作《青年流放者》的时候，这种激情有所减退，尽管他也回望过往的岁月，但他着重表现的是知青返城以后各种不同的命运和遭遇，他们的生存状态，以及他们的追寻，反思的成分显然加强了；而到写作《暗夜舞蹈》的时候，他的情绪显得沉静、淡泊了，似乎在用一种淡定透彻的眼光反视、省思过往的岁月，以及当下生活所发生的深刻变化。
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一场影响深远的运动。在大约1700万的未成年人正处于长身体、长知识的阶段，这场运动却整个改变了他们以及他们家庭的命运，从而造成了一代人的精神创伤和中国文化的断层，影响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对于郭小东这一辈人来说，知青历史曾经是他们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给他们留下的是刻骨铭心的记忆，要他们忘掉这段历史，抹掉这段记忆，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他们认为自己有责任把这段经历写下来，这对死者是一种祭奠，对生者是一种抚慰，对后来者也可能提供某种启示。这也是“知青作家”与“五七作家”相近的地方：他们的创作都背负着历史，都有或轻或重、或多或少的“负重感”，而不像某些没有经历过那些岁月的年轻作家那样，可以很轻松地宣告自己与历史的断裂，并且不承担某种责任或使命。
当然，毕竟这场运动已经过去了30多年，如果再停留在或诅咒或缅怀的初级水平上，就远远不够了，应该有所提升，应该以更开阔的视野面对当下和放眼未来。从这一方面来说，提出“告别知青情结”（张抗抗）又是适时的。郭小东本人也提出过“要从一种对自伤、自恋、自命、自怜的情结中蝉蜕出来，这是一种痛苦的蝉蜕。”《部落》三部曲之所以值得重视，就因为它既不像70年代末的“伤痕文学”那样，主要在陈述“知青人”的不幸和灾难，也不同于某些持“青春无悔”主张的知青作品那样，主要在缅怀逝去的知青岁月、搜寻美好的记忆，它不是孤立地、脱离全民族的境遇去表白一代人的苦难或崇高，而是尽量超越知青个体的境遇，试图以更深邃的眼光，更宽广和深长的时空意识，对知青文化的正、负两个方面进行较为清醒的观照，对“知青人”返城以后的生存状态和不同境遇以及他们的思考和追索作出有深度的反映。郭小东是个感情型兼思想型的作家，《部落》三部曲在灌注着作为“知青人”作者的浓郁的感情色彩的同时，又是充满着理性思考的，这种理性思考突出地表现在它的反思倾向上。当然，这也带来了这部小说一定程度的理念化的倾向，包括作品中的某些不必要的议论（特别是在第一部中）和略嫌缠结的语言（虽然后来有所淡化），以及过于冗长的篇幅所可能造成的读者阅读上的疲累感。
《暗夜舞蹈》，郭小东著， 花城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