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光宗的《巴人传略》写到，巴人1941年7月从香港去新加坡，参加当地的抗日工作，曾被推为郁达夫、胡愈之领导的战时工作团的宣传部长。1942年2月新加坡沦陷前夕，他与胡愈之等人奉命撤退，隐居于印尼的苏门答腊岛屿，从此投身印尼的抗日斗争。抗战胜利后，他仍留在印尼从事革命文化活动，直至1948年8月被殖民统治当局驱逐出境。而根据巴人本人的回忆，抗战结束后，他曾两次返回新加坡，其中一次是“1946年1月，应胡愈之函邀，一个月后，回返”（见巴人《自传》，载《巴人文集·回忆录卷》，宁波出版社1997年9月版）。那么，正是在这次返新期间，他创作了这篇题为《无言抄》的杂文。
当时的形势是，新马人民经过3年零8个月的艰苦抗战，终于迎来了曙光。但胜利并没有给人民带来愉快和幸福，他们仍然过着没有自由、被侮辱被损害的生活。而殖民统治者，当初面对日寇的侵略不敢抵抗，逃之夭夭，胜利后却坐享其成，照旧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正如巴人在《无言抄》中所揭示的那样：“损失的是这一批人，获得的是那一些人。丢掉马来亚的人，占有了马来亚；保卫马来亚的人，却不许有了马来亚。”目睹如此局面，巴人自然有无限的感慨，这时正好有人来约稿，于是他便写了这篇“道是无言却有言”的杂文《无言抄》。
作者通过对我从“欲无言”到“要说话”的心路历程的记叙，似乎是在暴露自己的丑恶，其实矛头却是直指殖民统治者，揭露他们始则逃避保卫马来亚的责任，继则“大言不惭”地宣称“有权利占有马来亚”的无耻嘴脸和企图“占有别人说话”、“不许别人说话”的罪恶用心，并且指出，这些人“应该让这些人类历史的创造者们唾弃”，唯如此，“人类历史才会有进步”。文章逶迤曲折，寓意深刻，语言也犀利老辣，极富战斗性，实在是一篇优秀的杂文佳作。
这篇文章写出后，就受到了马来亚文坛的重视，当时便被排在《无言抄》丛刊之首，并作为丛刊的主题篇。主编丹影在丛刊的《短序》中介绍说：“巴人先生的《无言抄》，必须感谢地介绍于读者之前。他说出了我心底所要说，同时也是（我相信）读者脑筋里所要说的话，千万要多多玩味。”1981年，该文被新加坡著名文学史家方修收入世界书局出版的《马华新文学大系（战后）》第七卷《散文一集》。1996年，方修在《马华文学史补》一书中评述《无言抄》丛刊时，又作如此的评价：“主题篇巴人的《无言抄》，确是一篇不可多得的杂文，虽然表示‘欲无言’，但写来还是相当锋利，不愧为名家手笔。”并认为，丛刊里同样是杂文，内容也接近《无言抄》的，还有好几篇，“但都缺乏巴人笔下的深度”。由此可见巴人的这篇《无言抄》在马华文坛的重要地位和重要影响。
附录：无言抄（巴人）
据说“至人无梦“”至人无言”。我呢，虽然年龄已经一大把了，头发也苍苍然白了，但还不能做到“至人”，白天不免说话，黑夜不免做梦。做梦虽然不至于判监和杀头，这一点权利还有；而说话不免招怨遭殃，则由来已久，不自今日开始；我又何必“无言”呢？ 然而，我欲“无言”，为的是自感惭愧。 三年八个月的时间是过去了。“和平”对于我，仿佛是从路上拾来的一件东西。别人费了一堆艰苦的日子，化了一大批鲜红的血债，才从弥天烽火中挣得了一个“和平”。“和平”的涵义，该不仅是安全吧，它还须有自由和平等为它发光。安全也不仅是静默无声，苟全性命于一时吧，它还须有合理的生活与正义的吐息。“和平”是不容易求得的，但血与艰苦的代价，终算有了和平的日子了。而我却像一个浪迹天涯追逐风尘的逸士，轻易地从路上把它拾来，当作自己的东西，哗哗然以傲于众人之前，我有这个权利吗？ 我以是“欲无言”。 上面的话，自然是有点忸怩——太转湾（弯）抹角了。亲爱的朋友，会怀疑我这个人精神到底健全不健全。活了有年纪的人，是爱惜他自己的生命的。直言招祸，曲言求全，我该有我的苦衷。 我还是谈我自己的事。放观古今中外，不许谈自己的事的国家总不至于有吧。 回忆在四年前，大概是二月六日。有一批用笔杆抗战的文化人，从新加坡撤退了。政府当然不会帮助他们撤退，因为拿枪杆的同志们要从前线撤退下来，还来不及。他们借了朋友的光，———感谢刘牡丹先生——弄到一只舢舨改装的小电船，挤得沙丁鱼似的，密密札札三十多个人，其中就有我一个。别人的心情我不知道，我自己总觉很难过：马来亚的生长需要血来灌溉，而我却逃避这一份责任。虽然，在这土地上，我不过吐息了六个月，然而我更爱人类的和平。和平不可分割，我还有为祖国挽救危机的责任。敌人是同一的，我活着的地方，就该是我战斗的地方，然而我逃出战线了。……我不知怎么来欺骗自己才好。” 自然，我比起有一些人来，还不够聪明一点。一切全准备着撤退，却还向市上放出谣言：有二万援兵悄悄地在黑夜里从红灯码头登陆了。援兵是二万，却又在黑夜，而又悄悄地登陆的，一定是神兵了。追求真理的人，一点不怪这些聪明人这种安排。保卫马来亚的责任，落在自己身上，自己就负担起来，尽管别人作一千个一万个撤退准备；因为他们明白：“马来亚是马来亚人民的马来亚——马来亚是我们的！来吧！兄弟们……”他们埋伏到地下去，他们转进到敌后，他们每一个人用生命去试炼这时代的残酷的绞刀！他们为了什么呢？ 我想，像我们这样的人，是应该让这些人类历史的创造者们唾弃的！唯有我们被唾弃，人类历史才会有进步。 虽然在这三年八个月中，我也曾和日本法西斯开过些小小的玩笑；但我还谨慎地收敛起自己的翅膀，在草丛中把头插了进去，即使还露出个尾巴，像山雉似的；我总不让武士道的刀口，碰上我的喉头。而在这种卑怯的情形下，我时常隔着个马六甲海峡，翘首远望马来亚的天野。我仿佛听到，甚至于仿佛看到，在那天野之下，重见绥拉维摩维契所描写的铁流的队伍，在展开染血的斗争——向敌人，向饥饿与疾病；为祖国，为人类，更为马来亚的大地母亲。我禁不注要为他们伤心了！ 然而，呸！这廉价的同情，可卖到几角一斤呢？ 和平了，我悄悄地渡海归来，已是三月后。在马六甲登了岸，直到新加坡；在麻坡的渡口，一间老旧的屋顶上，我看到了一面军旗；之后，在一所似乎是学校的大屋子上，又看到了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我不能辨别自己的心情是什么味儿。我不敢说，这是新生马来亚的标帜，死难者的血迹所带来的光辉。我要观光马来亚，带着赔罪的心情。 我没有说话的权利！谁有在别人的尸骨上跳舞的权利呢。 ——我欲无言。 不幸的是，一切都出乎我想象之外。历史还照着老路子走！“一将功成万骨枯！”损失的是这一批人，获得的是那一些人。丢掉马来亚的人，占有了马来亚；保卫马来亚的人，却不许有了马来亚。我看出了这一现实的真理了，我觉得非常感激。我可以“大言不惭”了。因为，我同样是把马来亚勇敢地丢掉的一个。最勇于丢掉一切的，也最勇于占有一切的。甚至于占有别人说话权，我有权利占有马来亚！我要说话！为的不许别人说话！ 本刊编者几乎三顾隆中似的要我写稿。写什么呢？我虽然明白了马来亚现实的真理，是很可以随意写写的。但假如别人不沉默，我的话便不响亮了。打得别人“无言”，做了一个“至人”——“至人”就是死人。于是我就得做一个“圣人”，嗷嗷然叫号于大众之前了！岂不懿欤盛哉！ 我就写了如上的“无言抄”。意思是希望别人不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