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文学的历史上，我读过谢冰莹参与北伐战争的女兵从军日记和女兵自传，那是有点传奇色彩的浪漫。新疆女兵口述的，是没有多少故事的、庄严的生活记录，却是铁一般残酷的真实。
参加口述的女兵有30位。据有关记载，仅1952年参军入疆的女性就有1万3千人，30人只是当年入疆女兵的极少数。但这样大的一个人群，现在已经像几滴水渗入沙漠一样，无从寻觅了。石河子大学中文系年轻的系主任张吕，和她可敬的同事和学生们，不辞辛苦，从女兵的户籍寻起，历时两年走遍天山南北（这我也有发言权了，在新疆，到自治区任何地方去动辄就是一天两天的路程毫不稀奇），才采访到这些宝贵的口述材料。这些材料可以简化为一个人的故事：她们是如何被“骗”去的，她们吃尽了人间的苦头，她们的大部分人如今回忆起来仍说“不悔”！
所谓被“骗”，我们今日已不必隐瞒，她们的进疆的很大一部分理由是为了解决十几万男性军人的婚姻难题，是为了结束中国历朝历代因没有女人进疆只能“一代戍边”（没有了第二代、第三代）的历史。当年的招兵人员隐瞒了这一点，夸耀着新疆是水果随便吃的地方（如果限定了季节和地域，也有部分真实），是职业随便挑的地方（真实性已不大，主要是女人同男人一样，在零下30几度下，拿一把“坎土曼”开苇子滩、挖盐碱沟、血糊在手套和锹把上干活），是办集体农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地方（她们二三十岁的时候吃苦咸水、住地窝子没等来，等到现在西部大开发），轻易就把她们这些16岁到22岁的未婚女子招来了。她们自己的进疆目的是差不多的，不是为生活所迫，就是为那一身军服的荣誉。婚姻情况也一样，半强迫半自愿地嫁给了比自己大5岁、10岁、15岁的军人。到了“文化大革命”，遭的罪也相同，她们的男人如果是“官”那她们就是“走资派”的家属，如是陶峙岳将军的起义官兵便是“反革命”的家属。我们从这个人群身上概括20世纪50年代人的文化特征，可能要比中国中部、东部同时代的人还要来得鲜明。她们的富于理想，听话，忍耐，守纪律，工具性强，好强不服，重视集体荣誉和道德信誉胜过物质，履行义务胜过拥有权利，不适应今日市场经济而深感失落等等，等等，个个是英雄主义悲剧的人物。
口述实录读多了会觉得重复，因为这实在是一个太多相同特征的文化人群。她们在新疆完成的“终身大事”，对于如今的后辈来说，几乎是难于接受的。那个不愿与大18岁的男兵结婚，忧愤而得脑膜炎死去的苏莲花（大家叫她“苏联花”）不能不让人万分惋惜。结婚是人生的大事，但女兵们在恶劣的边疆条件下，没有做新娘的回忆。她们只有两个人把铺盖往一起一搬，甚至两对新婚夫妇共用一个“洞房”用一块布帘遮羞的经历。但她们是坚韧的，是世界上少有的能吃苦、善战斗的女性。一个野外勘测迷路的女性爬上三角架能彻夜与饿狼对峙。这些女兵的青春故事所能引起我们的感叹，说是“同情”，就显得太不尊重，太轻佻了；说是“气愤”却不知愤谁，愤决策的领导人？愤国家太大？愤男人需要女人？而且，对她们的“不悔”所能引起的敬重感，很快在她们的历史遭遇面前变了味儿，仿佛掺进了伤痛和悲凉。
女兵们的现状，是多病、寂寞。她们一辈子没有享受到“女人”应享受的东西，只有付出。她们难道没有与生俱来的美感吗？有的，但她们不会有保养皮肤、爱护容貌的习惯。年轻时高强度的劳动预支，使得今日的“老”感提前到来，1937年生的人，竟已称什么“风烛残年”。她们没有退路。许多人退休后试着回湖南、山东的家乡定居，后来又嫌气候不适应搬了回来。她们已经把第二故乡新疆认作是第一故乡了。我还注意到，她们的下一代毕竟是于艰难竭蹶中长大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更明事理，孝顺的居多。女兵们将自己的善良品格传了下去。到了今天，她们总结一生，感慨多而埋怨少，大半说的是“有苦有甜”或者是“有甜有苦”。最最不满的，不是退休金的缺少（真是本性难移了），而是再没有人理会她们。那位著名的女拖拉机手金茂芳如今总算还有人采访、有人邀请，但她说得真诚：“我对过去的选择和做法并不后悔，遗憾的是，我们中的大部分人现在都被遗忘了”，“我不愿意只我一个人被人记着”。
面对历史的遗忘，我想说，单纯依靠呼吁别人不遗忘是无补于事的。要紧的，是自己不能忘记自己。不知道你是否发现，社会上的“知青”一代要远比50年代的一代人出名。为什么？他们不靠别人，靠的是“知青”自己不停地述说。从新时期开始，就有“知青”作家在写“知青文学”。什么“黑土地”，什么“老三届”，“知青”所开饭店的门口，布置得几乎就是一个“上山下乡”的博览会。在这一点上，50年代女兵们的缺少文化就成了致命的弱点。幸亏她们还健在，还有回忆，更幸的是还有张吕们来替她们记录，我们今天终于听到了真正属于她们的声音。尽管不是黄钟大吕，却是柔韧、绵长、不绝于耳。试看她们能否经受得住历史无情的淘汰洗刷，是不是能从尘封的历史中站起身来。可敬的女兵，你自己的代言人，你自己的张吕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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