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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福春 |
这些年，诗是越来越不值钱了。曾经最早吹响新文化号角的诗，最后反被急剧“现代”和“后现代”的文化工业挤出了文化市场，真有点“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味道。本属于诗人的桂冠，现今在商人和文化明星头上闪耀，这恐怕是“五四”先贤们始料不及的结局。
风光了近一个世纪的新诗，终于开始重新认领自己宿命般的本来角色，渐渐又像老祖宗一样，成为写诗人和爱诗人之间的私人邮件，只在知音与友朋间打转转，没人卖也没人买。好在真正的爱诗者都是执迷不悟的人，视诗为“回家的路”或“自由而真实的呼吸”，无涉“谈婚论嫁”，只在那份爱的情怀。是以这些年写诗的人反而有增无减，各种形式出版印行的诗集也越发多起来，看来诗神并不寂寞，只是转换了角色而已。但毕竟是“私人邮件”，“藏在深闺人不识”，总还想嫁个好人家。自掏腰包办诗刊诗报，赔钱印诗集，赠朋友，寄馆藏，送批评家讨点说法，意犹未尽，还想找个好去处——每遇诗友问及此道，我就一句话：“赶紧寄刘福春呀！”
刘福春是谁？
收藏新诗的人！
现在还有这样的收藏家？
全世界恐怕就此一家——最痴迷的一家，最纯粹的一家，最丰富的一家，当然，也是最具权威、最有影响的一家。
据说，凡海外研究中国新诗的主，到北京大多总先奔建国门内大街5号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找谁？找刘福春！找他干吗？中国新诗的库房在他家呀！别的还好说，尤其是内地这近二十多年的新诗潮，庙堂、民间、主流、暗流、公开、私下，名堂多了，其形态之繁复驳杂可谓前所未有，偏就有个刘福春将其收集整理个七九不离八十，不找他查“账目”，你研究个啥？
所幸有这么个怪人，穷嫌富不爱的中国新诗，才有了个最合适的“司库”，专门干这傻子也不愿干的事。
其实福春既不傻也不怪，只是有点憨，憨人有憨福，他把那份憨福带给了新诗。
刘福春曾经也是个诗人。中学毕业时，福春开始写诗，以分行的文字记录东北边远小县城里一个文学青年的青春梦想。上大学时更热狂了一阵，但没出什么大名。1980年从吉林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最初协助唐?先生研究鲁迅，但他喜欢的是新诗，于是承担了《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中的《中国现代新诗集总书目》的编撰工作。正是在这一工作中，使福春一方面在检视大潮的回声中止住了自己小溪奔快的创作脚步，一方面启发了倾心新诗资料收集、整理与编撰的理想。1985年，福春为自己悄悄印了个诗集小册子，留作纪念后，从此便全身心转到了新诗研究上，一发而不可收拾。这便是憨人的优点所在了。人憨不生虚妄，坐实务虚，知道自己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憨人心眼也直，执着守诚，一条道走到黑，反走出一片大光明。这年头，中国人啥都不缺，就缺这份子憨，诗神找福春当司库，真没看走眼。
从那以后，福春一头扎进新诗堆里，再无旁顾，一扎就是十几年。他搞研究，走的是实打实的路，重在资料的占有和整理，不着空话虚词洋理论土八股，一门心思一点一滴地为新诗研究搞点基础建设。首先是收集，按福春的话说，“与新诗有关系的‘纸’我都收集”。这可真正是“傻子的事业”。一是掏钱从旧书店、旧书摊买，一是求文朋诗友送，内地的、海外的，光信都不知写了几千上万封。渐渐有了名气，写诗的人口口相传有这么个收藏诗歌的人，送他便是送诗歌历史的后院库房，比一般馆藏还受待见还金贵，便渐渐成了风气。至今，海内外与福春有联系的诗人已达2000多人，有的还将自己的手稿、照片、个人集存的资料也寄送给他。这样十几年下来，不光他二室一厅的小房里堆得满满当当，连同邻居家共用的过道也被占用，其中像《江城壮歌》、《写在火红的战旗上——红卫兵诗选》这样红卫兵印的诗集都搜集到好几种，可见其广求博及的程度。好多不出名的诗作者，收到福春求赠书的信，都想不到他从哪得知自己印了诗集的消息，感动得一塌糊涂。
原本，书目编撰和版本研究是门大学问，这几年却不太受重视了，尤其是诗歌，光顾上赶路吆喝，没人下心去细数脚印，留下许多问题。再说，这学问也太清冷，费时熬人还沾不上半点现实的功利。台湾诗界尚有人操心，张默在尔雅出版的《台湾现代诗编目》就很不错，两岸研究诗的都当宝贝书收藏，内地这边就等着个刘福春。《中国现代新诗集总书目》编到1949年，完成后，福春即着手“当代”部分的编撰，这更不容易了。资料太庞杂，量太大，还要顾及海外，就是图书馆也多是挂一漏万，全靠自个儿搜求了，那功夫下的，不比当年武训化缘求银子办学劲头差。可福春乐在其中，省吃俭用整部电脑，一点一滴往上归拢，七八年过去了，这才刚有点眉目。为了这，什么位子、票子，全跟他不沾边。两地分居多年，好不容易才把远在东北老家的媳妇孩子调到京城住一块，却得陪着他过清苦，有时还拽着媳妇帮忙整他的事。好在媳妇贤惠，儿子聪慧，都顺着他爱着他和他的事业，一家人为理好新诗的“库房”憨痴着。福春的“野心”其实不小，有了这独一无二的丰富资料，他计划先编撰《新诗书刊总目》，收录“五四”至今出版的新诗书刊，按著者排列；然后在此基础上编撰《新诗全目》，现在正在做“诗集卷”，收录每本诗集的细目，按时间排列，往后再做“诗刊卷”和“诗报卷”。在这期间，他还与杨匡汉一起合编出版了《中国现代诗论》上、下册和《西方现代诗论》两大部工具性的书，受到欢迎。他还在中国线装书局影印线装出版了他苦心孤诣编选的《新诗名家手稿》，成为书界的稀世珍藏。从1999年开始，福春又利用手中的资料，开始编写一部规模宏大的《中国新诗图文史》，光文字部分就百多万字，再配上大量的诗人手稿、照片、诗集诗刊的封面、插图等，自然构成一部图文并茂实实在在的新诗编年史。可以想见，这样一部大书的编写与出版，对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都将是何等重要的贡献。可福春从来也不显摆自己的重要，走哪都是一副诗歌公仆的样子。那可是真的公仆，只要是有关诗的事，求他总没错。我有好几次写文章编书中，补查个资料或要个诗人的通讯址，不管写信打电话，福春立马就给个回音，感动惯了也就不再感动，其实不易呵！逢着开诗会聚在一起，总见他坐在后排，不显山不显水，只是听着记着，再就是为大家照相、服务，一脸弥勒佛式的善笑。但大家心里都知道，整个中国的新诗状况，也就是福春最了解，虽说没建树什么高言宏论，可别人都是摸着鼻子说鼻子，逮着尾巴说尾巴，他可是牵了一头囫囵象养在自个家里的呀！人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福春钻在诗歌库房里成年累月成千上万地比，历史现实宏观微观地上地下海内海外地比，一比比了近20年还刚刚比起了兴头，你说，到了他不比谁都最明白最清楚？
这二年，所谓世纪交替，大家都忙着向虚位以待的历史讨个说法以镀金身，可什么样的说法也都抵不过真实的资料，那才是历史的本来面目，外边的人再嚷嚷，没用，只有管库的人拥有最后的发言权。所以，每次见到福春，我总打趣说：老弟呵，我们这些研究诗歌的，最终都没你牛气，我们都是打工的，只有你是老板，到了，也只有你是权威哟！
福春闻此言，总是不谦虚也不骄傲，依旧只是堆起一脸的善笑，使你觉着新诗有了这样一位“司库”，真是让人放心和宽慰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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