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重在《楚材晋用：中国水转大纺车与英国阿克莱水力纺纱机》（《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世界上最早发明和运用的水力纺纱机，并非工业革命初期英国的阿克莱水力纺纱机，而是元代中国的水转大纺车。这种宋元中国机械制作技术成就之集大成者，在中原和四川一些地方已得到相当广泛的运用。以水转大纺车为代表的中国机械技术知识西传到欧洲后，对以阿克莱水力纺纱机为代表的控机器的发明产生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虽然大纺车在元代以后在中国并未销声匿迹，但未能像阿克莱水力纺纱机那样引起一系列重大后果。这说明像工业革命这样的重大经济变革，绝非仅技术进步就能够引起。
高婉瑜在《论祭祀诗反映的南北文化——以《周颂》、《九歌》为考察中心》（《浙江学刊》2002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古人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和征战，反映两个现实层面问题：直接的交战，决定国家存亡；间接的祭祷，透露生活安定的愿望。祭祀是一种古老的仪式行为，它的形成与环境的挑战有密切关系。远古先民对于自然界的事物不甚了解，环境的一切变化，他们只能抱持慎惧的心态，进而产生崇拜、祈求自然的行为。无认是华夏民族，抑或蛮夷狄戎，均曾处于对世界无知的蒙昧阶段。中国诗歌的两大源头——《诗经》与《楚辞》，为南北文学的代表，两书收集了许多祭祀诗歌。祭祀诗除了文学价值以外，承载的文化意涵更不容忽视。
康震在《隋唐长安城若干布局特点与初盛唐诗歌美学特征》（《人文杂志》2002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隋唐长安城的严整布局在中国都城制度史上是一个极大的变创。长安官员的早朝诗与寓直诗的风格与衙署官舍在皇城内的布局特点有关。这些诗歌表现的是一种稳定性、秩序性的要求和美感，与隋唐长安城的建筑风范相契合，成为初盛唐社会美的典范。《周易》乾卦理论是宇文恺设计长安城的重要理论依据，也是关陇集团、隋唐王朝的精神象征。对皇权的礼拜与寓直的谨肃是唐长安政治生活与长安城建筑格局的两种不同的风格。宇文恺利用长安城冈原与洼地交错的地貌布设风景区，使初盛唐诗歌焕发出雄奇壮丽又清新优美的光辉。长安城的规划思想体现出长安文化与关陇集团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统一的文化品质。
俞为民在《论明代戏曲的文人化特征》（《东南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宋元时期的戏曲作家多为民间艺人或下层文人，自元末高明作《琵琶记》始，文人学士、官僚士夫逐渐取代民间艺人成为戏曲作家的主体。而随着戏曲作家的文人化，也使得明代的戏曲呈现出与宋元时期戏曲不同的特征。一是出现了不同流派，如王伦派、昆山派、吴江派、临川派等；二是在戏曲的题材、人物形象、语言、音律等方面都呈现出典雅的特征。既提高了戏曲的文学品位，使得戏曲与诗文一样，具有了经典性，同时也由于其精致典雅后脱离了舞台，异化为一种案头文学。
计翔翔在《西方早期汉学试析》（《浙江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一文中说，西方汉学是大航海时代以来东西两大文明直接碰撞的产物。在耶稣会士进入中国内地以前，只能属于“前汉学”时期。17－18世纪西方对中国的了解和研究，在学术史上属于早期汉学时期（或称古典汉学，也有人称为传统汉学）。西方早期汉学大致可以1688年为界分为两在阶段。第一阶段，以利玛窦为首的来华传教士在中国儒生的帮助下，研习文化典籍，体察风俗习惯。第二阶段，由于一系列的原因，早期汉学转入法国中心。西方的早期汉学为19世纪以后现代成熟的汉学搜集了多方面的原始资料，奠定了基本的研究领域。来华传教士尤其是耶稣会士深入中国内地后，有的长期居于朝廷，有的广泛游历民间，对明末清初的中国社会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他们在中国儒生的帮助下研习中华典籍，使早期汉学一开始就处在较高的起点上，为19世纪以后现代成熟的汉学（或称发达汉学）奠定了基本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先期成果。
邵鸿在《神权垄断的悖论：中国古代国家对术数活动限制与两难》（《天津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中国古代国家的政治基础，建立于有神论之上。这不仅表现在君权神授是贯通整个古代社会意识的核心命题之一，也是君主合理性的最高依据；而且表现在作为中国古代治国之本的“礼”和“礼制”，实以对神祉和祖先的崇拜、祭祀为首要内容；更表现在中国古代绝大多数的统治者都笃信和尊奉各种各样的宗教或术数。术数或称“数术”，在古人看来，“数”是天神意志的表现形式，“术”是人们通过数探知未来的技术。“术数”一词始见于汉代，基本上属于吉凶预测之术。后来包罗愈广，凡有关占候趋避禁制的各种迷信活动都可归入。在古代社会中，术数具有极其广泛的影响力，术数文化无疑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术数作为一种特殊的宗教神学工具，和佛、道等宗教一样长期为中国古代国家所认可、尊奉和利用，借以确立和证明自身的合法性，巩固政权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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