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出版业，从总体上说是一种资本主义的产业形式，是近代机器文明的产物。因此它肯定要在资本主义最为发达的地区最先形成。上海在近代中国最早向外敞开门户的通商五口中是发展最快的，生产力以跨跃方式前进，于是这个中国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地区，便成为了近代出版业的温床。说起来近代出版业是由外国人带进来的。上海最早的一家出版机构墨海书馆便是由传教士创办的。王韬、郭嵩焘等人曾记载了这家书馆以牛力拉动印刷机器等方面的情形。中国是牛耕文化的母乡，现在却“忙煞老牛浑未解，不耕禾陇种书田”。（王韬：《瀛?杂志》第11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以牛力拉动印刷机器，并由中国文化人记录下来，这表明出现了中国出版业一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新生。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上海兴起民办出版社，并逐渐取代教会出版机构和官办书局，成为上海出版业的主力。中国近代出版的新时代开始了。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出版业的挺进。近代产业在上海这座大都市产生，近代产业工人也在上海成长，这也为近代出版业准备了产业基础。上海地处江南，明清社会经济与文化最发达之区正在这里，已然成为中国经济文化的一个中心。资本主义在上海的发展，更使上海把江南本已拥有的经济优势放大，而具有特大中心城市资本主义经济对全国市场的巨大幅射能力。由经济发达带来工商的繁荣，上海的金融与工商更冠于全国。与之相适应的是，作为东南交通大枢纽的上海与全国正在发展的前所未有的交通条件对接良好，能够将上海的出版物较为便捷地送到全国各地，使上海这个商品交流中心一段时间里长盛不衰。
从从业主体看，近代出版是一种知识分子事业。知识分子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作用，一多半便在包括出版在内的文化事业上。而上海可称近代知识分子的大本营。知识分子涌入上海在近代大概有三次高潮，一次是太平军占领江南后，一次是维新失败后，一次是新文化运动后期。而每一次涌入都使上海出版业得到一次发展的充实。上海最早的出版业墨海书馆，中国知识分子就有人供职其中，像王韬等。但那还只是少数几个人，还远不成其为一种知识分子事业。就是江南制造局译书馆时代，尽管中国译员达50人之多，也还难说是一种知识分子的自觉投入。当民办出版业出现的时候，中国知识分子才成为出版业的主体。当商务印书馆还只是几个排字工人的组合的时候，它还不是一种近代出版的业态。维新失败之后，知识分子在北方呆不下去而纷纷南下，上海便成为他们的麇集之地。维新派原本在全国创办了近40种报刊，竟有27种在上海编辑发行，以《时务报》最放光芒。商务的创始人夏瑞芳推动了出版业与知识分子的一种结合。（胡愈之：《回忆商务印书馆》，《胡愈之文集》第六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张元济进入商务印馆可以作为一种标志，标志着知识分子开始自觉地进入出版业。在科举废除后，知识分子没有了功名之累，同时也少了一种进身之阶，向往并投身于出版便不失为一种安身立命与安心立命的途径。新文化运动兴起后更扩大了现代知识分子的视野，办报刊办出版以展示自己的才华实现自己的价值，成了知识分子新的价值取向。这就开始了中国知识分子出版职业化的进程。近代上海出版业也造就了新型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近代出版史上著名的“商务人”和“开明人”这样的称谓，都是从事出版业的知识分子群体的一种自我界定、自我认同乃至自誉。正是在近代出版业这样的文化产业中，知识人完成了由传统文人向近代知识分子的转变，一些知识分子更在文化与商业的融合中转化为文化商人与文化企业家。所谓传统知识分子与近代知识分子的分野之一，就是后者具有商业精神。近代知识分子具有较开阔的眼界，具有对于市场之类的新事物的敏锐性。这是近代时势所赋予的一种进步。
从出版业的社会受众看，上海具有近代出版的社会土壤。各种资料综合表明，开埠后的上海这个中国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社会的消费主体曾经是买办商人、本地的地产出售人、携资来沪的寓公、纨绔子弟、妓女。到20世纪30年代后，中小商人和一般市民阶层壮大，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构成城市大众群体。在上世纪初以后，上海成为东方最大的都市，由都市蘖生出来并成长起来的市民社会，成为近代出版业的最初的和最基本的社会基础和土壤。市民社会中店员职员人数较多，知识程度亦较高，他们具有强大的社会需求，都市读者成为近代出版业的重要受众，也就是出版行为的一个终端，同时也就是一个中心市场。像世界书局曾被称为上海六大出版业之一，它就是靠在创办之初准确地捕捉住市民这个大市场的需求，为市民提供大量通俗文学读物，而夯实生存之基的。在上海这个大都市里，一方面，阅读成为一种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不论是从求知还从消闲的角度，都市市民都接受了阅读与出版这种现代文明方式，并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市民接受出版文化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出版成为构建近代上海的文化母体之一。社会受众的积极参与毫无疑问地扩大了出版物的流通。而上海作为一个数百万人口的移民城市，它既具有人口的集聚优势，各种移民迅速消融到市民社会中，而通过移民对于全国的影响也是可想而知的。唐振常先生说中国人民从近代上海看到了，享受到了比在全国其他地方要多一些的近代文明的利益。（《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唐振常卷》第562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应该说，这个利益其实也包括出版业这种近代文明式样给他们带来的实惠。近代新教育和新文化在全国的发展，受教育人数增多，自然为上海出版业提供了一个更为巨大的消费平台和文化市场。
上海的文化底蕴并不深厚，但它却有得天独厚的一面。这就是既依托江浙文化之基，更重要的是又凭借近代东西方文化交汇中心之利。西方的物质文明和代表着西方文化精髓的西学，最先向上海滩头潮涌而来，上海成为近代中国西学东渐的桥头堡，得风气之先的地方，西方文化乃经由上海幅射全国。几乎是上海开埠的同时，西方传教士就将出版业和印刷业搬到了上海。这就是前面说的墨海书馆。1860年美华书馆也迁到了上海。这两家传教士创办的出版业，成为上海开埠早期最重要的出版业。其后则有土山湾印书馆、益智书会与广学会。中国近代有名的《六合丛谈》、《万国公报》就是由传教士出版机构编辑出版的。到了20世纪30年代，土山湾印书馆的印刷设备在上海还是最好的之一，其有关的宗教读物还占全国的近1／3。而正是这些以及以后出现的教会出版机构，成为中国民族出版机构的土壤，有“中国出版第一人”之誉的王韬是墨海书馆的员工，而商务印书馆最早的一些创办人如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等原本是美华书馆的排字工人。在中外文化的不断熔炼中，上海不断有新的文化样式出现。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政治思想上发源过自强运动、维新变法、义勇拒俄、反清自治、国货运动、中间道路；文化思潮上发源过时务文章、谴责小说、南社诗盟、鸳鸯蝴蝶派、文学研究会、左翼文学。在新文化运动前后，上海文化出现了基本稳定的近代形态，并以此表率全国。（李天纲：《文化上海》第322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从20世纪起上海成为中国近代新文化的中心，当一大批文化大师去北京驱赶旧文化，上海便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后援。到了新文化运动后期，上海更成为新文化的中心，这种文化的中心地位为它成为各种文化门类的中心奠定了基石。而尤其是近代上海文化乃以商业为主导，它的文化式样多多少少地带有商业精神，把文化和商业裹在一起的出版业就更能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生存发展。当中华书局从商务印书馆的的母体中分孽出来时，其实就象征着文化与商业的结合己经使出版业走向成熟。值得指出的是，得益于整个文化氛围的上海出版业，又帮助了上海都会文化的整体构建。
再看当时中国其他的区域。上海成为中心和上海以外不能成为中心有着密切的关联。那时的北方代表北京不可能成为中心，因为它这时是一个正在衰落的文化消费城市，不具备工商业功能；中有汉口虽谓之“九省通衢”，也是一个相当市民化的大都市，但除了抗战初期一度成为中国出版的中心外也不可能，它不具有典型的或者说发达的商业文化，也不具有上海这样的全方位优势；南边的广州虽地处沿海，文化与工商未能融合，最终也不能成为出版重镇。各地出版业向上海集中的事实说明上海更适合其发展。《青年杂志》（《新青年》前身）的出版者群益书社是1907年由长沙分设到上海的；以出版标点小说著称的亚东图书馆可以说是由芜湖迁到上海的，时在1913年；而美华书馆先在宁波而于1859－1860年移上海，新学会社也在辛亥革命前由宁波迁上海。如有的老出版社人所说：“宁波与上海同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但地理位置、人文经济等均不及上海港发展之快，故有由宁波移来上海的。”（朱联保：《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第5页，学林出版社1993年）与上海是中国最大的都会相适应，历史将中国近代出版的重要位置放在了上海，而上海也担当起了这样一个重任，不可移易地成为中国近代新出版的中心。这是上海之幸，也是一国之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