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另境是我的舅舅。舅舅的女儿要写她父亲的故事，这是她的自由。可是文章中偏偏提到了我的父亲茅盾和母亲孔德?，而且多有不敬不实之词，这使我不得不出来说几句话，澄清一下事实。
“把简单的事情弄复杂了”，是指有一种很平常的事：一个做姐姐的得知她的弟弟在天津被诬为共产党而被捕，焦急万分之下，拉了丈夫茅盾去求鲁迅帮忙营救，鲁迅出于与茅盾的友情以及对青年人的关爱，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并认真负责地写信托人营救，终于成功了。这不是很简单吗？在营救中出过力的人，除了“关系并不密切”的李霁野与孔另境是同事外，其他人并不认识孔，他们的出力完全是看在鲁迅的面子上；而鲁迅所以热心帮助一个陌生的青年，则是由于我父亲母亲的恳切请求。然而孔海珠在文章中却说：“（茅盾）不提感谢鲁迅等人的救助倒也罢了，却作了相反的意想不到的阐述，按他的说词，孔另境在天津被捕，原因在于和他同居的戴望舒的寡姐‘另有所欢，为了甩脱他，就诬告他是共产党’，‘其实他早就不是共产党了’。……”这话使人奇怪，孔海珠非但不感谢我的父亲母亲当年对她父亲的营救，反而责怪我父亲说出了当时的事实真相。孔海珠焉知我的父亲和母亲当年没有向鲁迅致谢？事实上孔另境到鲁迅家中去道谢，还是我父母亲提醒和催促他去的，并给了他鲁迅家的地址。当然，孔另境被释放的另一个原因是国民党的军法处也查明孔另境早已不是共产党，他是被人诬陷的（这也是孔另境出狱时被告知的），所以乐得送个顺水人情。
在这件事情上，鲁迅的人格是伟大的，但孔海珠不在这一点上把文章做透，却山南海北地扯了一大堆，还颠倒了是非，这不是把简单的事情弄复杂了！由此我想到“文革”后父亲在一封信中写的一段话：“关于鲁迅的，还有上海一话剧团拟编一个剧本，周游了省市七、八处，找到我及北京其他人。其实他们在别处找的人不过是从前听过鲁迅一、二次讲课或通过一、二次信的人，现在却夸夸其谈，以鲁迅‘战友’面目出现，实在令人啼笑皆非。”如今这股风还在刮，只不过好像传到了下一代。
“把明白的事情搞胡涂了”，就是把我父亲在“回忆录”中写得明明白白的那段话：“谁料与他同居的戴望舒的寡姐，另有所欢，为了甩脱他，就诬告他是共产党。结果在一九三二年七月被抓去坐了牢，……其实他早不是共产党了。”这段话，经过孔海珠的“深入调查”、“旁证侧引”，终于搞胡涂了，似乎茅盾说了谎，在诬陷他的内弟。这实在太冤枉了，因为要追查“说谎者”，首先要查的是我的母亲孔德?，而孔德?又是她弟弟孔另境告诉她的。本人在三十年代（那时我约十一二岁）就不止一次地亲耳听到母亲谈论这件事，还当面数落我的舅舅，而舅舅则俯首听训，不吭一声。假如孔海珠的说法成立，依我舅舅的火爆性子，当时就跳起来骂娘了！母亲每次唠叨此事，都是在议论舅舅的终身大事之时，因为舅舅三十多岁了还未成家，这成了母亲的一块心病。
孔另境被捕之后，父亲母亲在上海并不知道其中的内情，直到孔另境被保释出狱来到上海之后，才完全明白。显然舅舅在狱中，经过反复的盘查、审询和诱供，猜到了诬陷他的人是谁。而戴望舒的寡姐的行为也太可疑，孔另境被捕后，她既不焦急，也不求人营救，甚至被捕之事连我母亲也不通知一声；而在一百天后舅舅出狱之时，她已与另一个男人双宿双飞，逃之夭夭了。
至于为何孔海珠调查的那几位先生都不知道这些情节，这只能说明这几位先生与孔另境的友谊还不深。请想想，连孔另境后来娶的妻子（即孔海珠的母亲）都不知道她丈夫与戴的寡姐曾经有过同居之事，整整隐瞒了一辈子，又怎能指望他将这事告诉与他非亲非故的人？他只有向自己唯一的亲人——姐姐哭诉。显然，这种事在孔另境心里是个极大的负担，他又好面子，他宁愿把感情上的隐私埋在心底也不愿告人。
这里我想奉劝孔海珠一句，你出生在抗日战争年代，你所了解你的父亲只是他的后半生。对他的前半生只有他的姐姐孔德?和他的姐夫茅盾最了解，因为是他们把孔另境从少年培育成人，又引导他走向革命走向文学的。
至于施蛰存先生在二十年前写的那篇文章中提到的“不可思议”问题，我想只要把我父亲的“回忆录”仔细读一遍就能解决。在“回忆录”中，父亲提到孔另境的地方大概有十几处之多，把这十几处连贯起来看，就能得出父亲对舅舅是公正的结论。父亲对舅舅的关心和照顾，在父亲所有的亲戚中是最多也最突出的，当然父亲也批评舅舅，批评了不止一次，因为舅舅并非完人。是则是，非则非，这是父亲贯穿一生的处世态度。
2002年3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