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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张雅文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3月版，22.80元。 |
2002年3月，一个遥远的欧洲小国比利时，骤然间同远在世界东方的中国有了特别紧密的联系。3月16日，由领黑龙江作家协会副主席之衔的女作家张雅文，根据在二次大战中拯救过90多个比利时人性命的华人女性钱秀玲的故事为素材撰写的小说《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在北京出版。17日，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举行首映仪式，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即将热播此剧。
小说的责任编辑胡玉萍告诉我说，她和作者张雅文是在1995年就认识了，那时候张雅文创作了长篇小说《趟过男人河的女人》。她说，那是他们出版社做的第一本“影视互动”的小说。当时张雅文的小说市场销售情况不错，所以，从那时侯开始，她就一直和作者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从开始和张雅文切磋选题细节，到今天出书，历时三年。胡玉萍反复强调，作者张雅文虽然不懂外语，却要驾驭国际题材；虽然囊中羞涩，却要跨国境完全自费采访，前期准备和创作过程历尽艰辛。
《读书报》：您能告诉我，您是如何知道钱秀玲女士在二战期间营救比利时抵抗战士这个故事的？换句话说，您写作这部小说的最初线索的来源何在？
张雅文：说来话长，1999年的时候，还是沈阳军区作家李占恒打电话告诉我这个线索，他说，北京的《环球时报》刊登了钱秀玲女士的故事。他知道我曾经创作过一些国际题材的作品，还到韩国和俄罗斯采访过，就鼓励我去写这个题材。
《读书报》：可以透露一下您写作这部小说的原始动机吗？
张雅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个弱小的中国女性，为了营救比利时的反法西斯战士，冒着被纳粹分子杀头的危险奔波游说，后来又站在法庭上向全世界展示了自己的良知和道德魅力。还有，我要告诉我的读者，中华儿女不仅在亚洲战场与日本法西斯浴血奋战，也有人在欧洲战场上与德国侵略者殊死搏斗，这是中国人民高尚品格的完美体现。
《读书报》：写作《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算得上是对你以往创作的最大挑战吗？
张雅文：我觉得这个题材百年不遇，可以完成这部小说，我此生不虚！我在选择写这本书的时候，也面临很多困难，首先，我没有在欧洲生活的经验，更不可能有二战的生活体验。后来，我到了欧洲，仍然觉得有很大的困难驾驭这个故事。我在写作的时候要查阅大量的欧洲历史、战争、宗教、历史等方面的资料和书籍。因为还要改编电视剧，又要去看上百部的二战题材的电影。特别是我反复研读了《第三帝国的兴亡》这本书，它给我在创作上有很大的启发。我觉得，写作《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这本书，不仅是对我创作上的挑战，也是对我个人的挑战！
《读书报》：我听说，您到比利时采访小说的主人公原型钱秀玲女士的时候，她开始并不想再去回忆过去的事情？为什么呢？
张雅文：是这样的，开始的时候，老人总是摊摊双手说，忘记了，都忘记了。甚至连当年比利时国王给她颁授的勋章放在哪里都不记得了。我觉得，所有这一切都反映了钱秀玲老人的谦逊美德，这也是高尚的人的美德。
《读书报》：是不是对于往事，钱秀玲真的已经忘记了？
张雅文：我想是的。我是一个传记文学作家，本来我是应该写传记的，可是，很多事情老人回忆不起来，我已经无从下笔了。
《读书报》：钱秀玲还保存着当年的照片或者书信吗？
张雅文：这些东西老人还都保留着。比如说跟德国将军冯·法尔肯豪森的通信以及照片仍然还在，给我的创作提供了很大的帮助。特别提一下，我觉得非常珍贵的是，一位反战女英雄西西拉温特，后来通过钱秀玲的宣传，知道了冯·法尔肯豪森在战争中的人道主义故事，就爱上了他，可是这个时候，冯·法尔肯豪森已经被判刑入狱，于是她就通过钱秀玲将书信带给狱中的爱人。这些信件至今也都保留着。
《读书报》：您的采访和创作的原型远在欧洲，那里的生活，特别是许多细节，远非几天或者几周的采访可以获取的，您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张雅文：你说得对。就拿欧洲人手上戴戒指的细节，我都要发传真或者直接打电话去查询，因为小说情节涉及到了相关的细节，因此，我必须详尽了解这些细微之处的差异和不同，比如在戴戒指这件事上，男女的差异，结婚和未婚的差异等等。
《读书报》：您在创作本书的过程中，遭遇过外界的不解和误会吗？
张雅文：当然有，写这本书是一个不寻常的过程，我经常在很多时候把我自己从委屈的泪水里捞出来，擦干眼泪继续写作。因为我要顾全大局，我所做的一切要对得起自己，要对得起远在比利时的钱妈妈！
《读书报》：能透露一下您下一部作品的情况吗？
张雅文：是一部环保题材的小说，故事发生的地点就在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