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既是社会精致化管理技术的一部分，也是人们试图摆脱这种媒介控制，挽救言论和思想自由的一种努力。传播学的出现反映了人类关于自身与媒介的关系的认知达到一个理性化系统化的阶段，也意味着各种社会科学、信息科学对于传播现象的高度关注。
传播学在二战以后的美国迅速成长，这只是一个偶然现象。而且，美国的实用主义和科学主义知识传统，给传播学定下了一个基调。加上学科体制的作用，传播研究已经是培养媒体专家、广告专家、公关专家的摇篮了。它也奢望效法经济学追求数学般的精致和优雅，制造出种种“模式”化的客观真理的幻像。如果没有欧洲的文化研究、符号学知识的冲击，没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传播研究的学术生态就会被美国实用主义的知识霸权窒息。今天的传播学，远比过去十年更加活跃和复杂。它已经是现代社会科学不可忽略的重要领域。
中国引进传播学已经有20年的历史。目前，中国的传播学发展遇到的一个障碍，是关于新闻学与传播学种属关系的无谓争论。这种争论涉及的不是真正的知识问题，更多的是由于学科建制涉及的学术权力、学术资源占有问题。所谓“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名称，只是反映着对于新旧两个学科建制的调和，不具有科学性。新闻只是传播的一种形式，如果把新闻理解为大众传播的同义语，那也只是表明新闻是传播的一种媒介形式和体制。传播学的研究和课程训练，不仅具有基础的性质，而且也不一定局限于新闻学院。传播学有它的功能性追求，如强调传播效果和媒体管理研究，更重要的是还有它的反思性追问。唯有这种深切的知识反思性，才能敏锐地观察人类的自由权利与传播体制、传播技术之间的张力的表现形态。如果我们说，新闻是政治宣传和信息传达的技术，就是典型的工具理性。新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的生活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新闻信息空间的开放程度是一个社会成熟和稳定程度以及社会进步的指标。只有从人类传播的本质上，我们才能更清晰地界定新闻的意义。
最近北京大学出版了由深圳大学传播系编辑的论文集《多维视界：传播与文化研究》，反映了创建开放的知识平台的愿望。收入集子里的文章初步展开了传播研究的几个重要的支点：传播理论与传播史、媒介研究、广告与品牌研究、跨文化传播与文化研究。而从事这些研究的学者分别来自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学、人文地理学、语言学、管理学、艺术学、新闻学、美学等广阔的知识领域。在文集中，学者提出了人类的传播行为与其社会实践的反思性结构的关系问题，这可以说涉及到传播学的哲学基础。在对于传播历史的梳理中，也从特定的角度考量了媒介制度、媒介权力和传播观念之间的文化关联，以及民间的信息娱乐需求和政治架构之间的互动与张力。在全球化时代，传播与国家发展的研究，是将传播技术看作在全球化时代建构新的地缘政治关系的力量，从而将传播技术的利用与控制问题，与国家发展战略联系起来。在媒介研究方面，学者们的着眼点几乎都和当今中国媒介环境的变革直接相关，这些是：广播电视体制的改革、报业集团与网络媒体的兴起、媒体经济、媒体受众的接受与社会文化效益问题。其中，广播电视体制改革和媒体经济两篇文章，实际上代表了传播研究的两个不同的切入视角，一个是从政治经济学的宏观角度的切入，关注点放在媒体制度构成与变革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动因，提出了市场化与政治权力结合以后所形成的媒体经营与媒体文化的趋向。媒体经济一篇，是运用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媒体经济的构成和运作。其研究基点是放在作为经济组织的媒体企业上。目前我国的媒体单位还是一个不完全的经济组织，但是在整个的经济结构中，已经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门类。研究媒体经济形态已经是非常重要的课题。国内目前关于媒体经济的研究，更多的还处在政策论述和经验性描述的层面，因而，运用成熟的微观经济学方法论研究媒体经济，可以说是一项新的知识探索，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的价值。
广告与品牌研究一直是深圳大学传播学科教学和研究的主要领域。从80年代中后期的公共关系研究，到90年代的广告策划与企业形象研究，至今又发展到广告与品牌研究。这个知识探索的轨迹，一直紧紧跟随着中国广告业的成长历程。文集的几篇文章，包括了广告业的宏观发展战略、广告道德与管理、广告诉求与效果、广告形象设计、广告教育等较为广泛的论域。这些研究所关怀的背景显然是进入W TO以后中国广告业和国内品牌面临的危机。
论文集中比较丰富的栏目是跨文化传播与文化研究。所谓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已经是一个固定的学科分类，指的是由英国的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所开创的研究方向。这是一个与传播学发生密切关联和知识交叉，但却是独立的学科领域。集结在“文化研究”下的若干主题是：性别文化研究、若干“非欧洲中心主义”的文化身份研究、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形式研究、文化的意识形态建构、社会弱势族群的文化形态研究等等。媒体环境、文化教养、大众娱乐（包括旅游、通俗艺术、日常消费等）都是文化研究的主要对象。文化研究原本深受文学批评方法论的影响，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符号学、解释学的影响，进一步则有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和传播学者的介入。在论文集中，有的学者从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中讨论处在中西方文化冲突里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意识的内涵。有的选择了澳大利亚华人新移民文学的个案，揭示了文化传播并非是对等的文化交流和交融的过程，异域主流社会的传播机制，控制着作为少数民族的新移民的文化生产。在关于特区文化研究方面的文章，也涉及到内部移民和地域文化认同的关键问题。深圳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特区，是迅速崛起的新兴城市，其绝大多数人口都是各地的移民。大规模的持续的人口迁移到定居的过程，涉及到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对于形成文化归属感的作用力。
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有不同的名称。来自语言教学背景的学者愿意称它为“跨文化交际学”；来自历史学、文化人类学、国际关系学背景的学者称它为“跨文化交流学”，而传播学者称它为“跨文化传播学”，其实在英文里都是Interculural Communication。在这个范围内选择的文章，有的从全球化的文化纷争的视野论述跨文化传播的价值取向，有的从中西比喻差异的分析入手揭示出中西文化心理的差异，以及文化传播的效应。有的讨论传播学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对比传播模式与旅游模式，引出旅游人工符号系统和景观符号的研究，旅游形象传播策略的研究，以及跨文化传播对于旅游地的地方文化认同的影响。总之，《多维视界》展示了创建一个开放的知识平台的初步努力。
（《多维视界：传播与文化研究》，深圳大学文学院传播系编，吴予敏执行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