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办不到？原因很多，因人而异，举其荦荦大者，至少有如下一些：
1.新中国建立后，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也由于执政党尚不够成熟，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过火的政治运动此起彼伏，每次运动都要揪斗一批人，点一批人的名。特别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抓“走资派”、揪“反革命”、批“反动权威”……不知点了多少人的名，也不知害死了多少好人。“文化大革命”虽已过去了20多年，然而，很多过来人仍然心有余悸。特别而今号称“权威型”的人物，凡年逾花甲者，大多经受过那场血与火的“洗礼”，不仅有余悸，而且有余痛。让他们点名道姓去批评别的与自己学术观点有异的“权威”，他脑海中马上会浮现“文革”中的那些血与火的场面，他不能不一再踌躇，掂量再三，思来想去，还是吞吞吐吐、拐弯抹角为好。
2.近年来文坛上出现了一些“痞子”作家和文人，他们拿骂人当饭吃，不管死的活的，逮着就骂，点名道姓，狗血淋漓。而且，这些“痞子”最喜欢骂权威，权威性越大者他们骂得越带劲。他们有一条终南捷径：越骂权威自己越容易出名，权威越大骂的收获越大。你说他这是动机不纯，他?之以鼻；你说他这是佛头着粪，他一笑置之；你说他这是流氓文风，他回答得更干脆：“我是流氓我怕谁！”结果，这种“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的胡咬乱骂，大大倒了人们的胃口，也鱼目混珠，败坏了严肃的点名道姓的学术批评的声誉。似乎一点名道姓地批评别人（遑论“权威”！），便和这些“痞子”先生称兄道弟、相差无几了。
3.出于对“痞子”文风的愤恨，文坛一度刮起了“反对酷评”风。然而，何谓“酷评”？“痞子”胡咬乱骂自然算“酷评”，然而，正常的、有理有据的、尖锐泼辣的点名批评算不算“酷评”呢？谁也无法回答，谁也回答不了，谁回答了也不算数。鲁迅早就说过：“说婊子是婊子这不是骂，说良家女子是婊子这才是骂”（《鲁迅书信集·致肖军肖红》，1935年1月4日）。这里的“骂”是否相当于某些人所谓的“酷评”呢？那么，鲁迅的这条标准能否成立呢？看来，很多人口头上往往赞叹鲁迅的这句话颇为精彩，但一拿起笔来，标准立时变了：即使是真婊子，也还是不要捅破吧！甚至有意把婊子尊称为良家女子的，又何乏人哉！
4.我们的老祖宗历来讲究中庸之道，不为已甚。连作诗都讲究温柔敦厚，何况批评？中庸之道当然有伟大的哲学价值，为人处世也离不了它。然而，某些人把中庸之道作了过分发挥，简单化为“庸人之道”、“大儒之道”，在学术上搞明哲保身，八面玲珑，谁也不得罪。他们连那些正常的、点名道姓的学术批评、学术争论也看不惯、不习惯了。甚至有人竟诬蔑尖锐泼辣、点名道姓的学术批评文章为“文革遗风”，完全混淆了问题的性质。据我了解，持上述论调者有的相当“权威”，怎能设想让他们点名道姓地去批评别的“权威”呢？！
无需再深挖细找，仅仅上面几条原因难道还不足以让我们的学术权威们畏难却步吗？哪里还能像当年的胡适批评蔡元培或梁漱溟批评胡适那样点名道姓，一针见血呢？当然，万事万物都有例外，而今个别敢于批评权威的权威还是有的。比如音乐家卞祖善先生就多次点名批评了他的学生、后起之秀谭盾先生，古典文学专家何满子先生就多次点名批评了武侠小说家金庸先生，杂文家牧惠先生也点名批评了著名小说家、杂文家李国文先生的某些随笔。可惜的是，在整个学术的广袤原野上，这样的黄钟大吕之音实在是稀少而又稀少，迳如凤毛麟角，无法改变王彬彬先生天真幻想的基本性质。
西哲亚里士多得先生有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如果我们的学术权威们都成了亚氏的信徒，大概王氏的天真幻想庶几有望变成现实。
容易吗？难矣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