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围诗歌写作者”自然是指那些大群默默参与诗歌写作和扶持诗歌发展，不断给诗坛注入最鲜活的诗歌血液，位置特殊且心平气和，角度独新的“诗歌业余人”。（注：这种说法未经任何权威证实，纯属作者个人立场和意见的提出）。他们的写作决定着诗歌的中抵力量的逐渐形成。诗者，应该是沉着的，而非累赘和难以自拔。
一些心态，情感，精神浮动幅度较大，写作语言程度生硬，凭空捏造，晦涩难懂的诗人，越来越偏离了诗坛，丑化了诗歌，让人担忧。
“小诗人”杨晓民，不专注诗歌，不联系诗歌圈子，却构成了对诗歌的某种立场，独新的角度，发现诗歌内部出了问题，“一个不为民众甚至不为诗歌内部人士接受的文学品种之前途可忧，其存活的意义可疑”，“很显然新诗远未成熟，更谈不上成形。新诗面临着外部（古典诗词）和内部（诗歌写作的方式，表达方式）的双重压力。这就是新诗的焦虑。每一个有使命感的诗人必须有所回应，”正是他“面对诗歌，背对诗坛”的灵活注解，成就了“小诗人”高于大诗人，其实在这里“小”和“大”已经是完全没有意义了。他是一个对诗歌绝对真诚和深爱懂得“外围诗歌写作者”，这仅是其一。
杨的一首《海祭》，让人感动和倍感孤独。“我在一首小诗里留住了海，风平浪静／这纸上的轻薄／那么多的浪尖连结着颠簸的舞鞋／我忘记有梦见低垂的港口乌云里露出的缝隙／我在一瞬间失去了照耀／这幸福的恐惧／在永远的大海上我一贫如洗／然而我依然牵着月光下的大海和你想象的不同／我不知道何时在生命的最后一隅刻出大海的孤证／这尚需要完成的欲望从未停止过／多少年后我还会从小鸟的嘴巴里寻找沓无音信的大海这奇怪的念头／一如既往在你遗忘的时光里”——1999年2月。（见《诗刊》2002年1月上半月刊）这奇怪的念头不正是诗歌困惑经济和现实里？他探出这“奇怪的念头”，从小鸟的嘴巴里，诗依然站在一个多么尖锐的高度，这就是正在上升的诗歌，将蔓延得更深远。
《海祭》也令我疯狂起来，陷入无暇的思索中，“我的记忆在减速中变得悠长，一只小鸟停在水边”，所以，《海祭》又是诗人命运的诗祭，诗歌让诗人重新有了仰望自己命运的飞翔，就是这样。
从今日的“诗坛”看进去，坛内也和坛外差不多。一般人不能免俗，也许说是过于计较或牵挂身外之物，总之是非诗的东西，有些人口里说的是诗，手里写的是诗，爱的却是非诗的东西。“诗歌业余人”在常识的意义上“非诗”，而是理想界定上是诗的最高形式，诗即一种主义，在空中浮荡。
理解诗歌必须付出足够的代价。
诗人的种种对诗歌的创作个性，是不可替代的，把“诗人之物”“诗为何物”的认识，辨认和统帅起来；诗在实际意义上是千姿百态的生命惮诉和站立。海子走了，昌耀也走了，他们看不到自己的“幸福”；如果诗人没有了生命，诗歌也不能自觉存在。海子和昌耀的诗歌行为教会诗人反省自己，树立自己，更重要的是诗人应多一种对生活疾苦和这种源泉的体会。诗歌是反映时代病，社会病的锋利刀子，切割在真实里。
鲁迅命名过“诗歌之敌”，今天的诗歌处于诗歌之敌的包围中。非诗的东西必定成为写诗之累，成为束缚或干扰，窒息真诚，扼杀诗情，这还不是诗歌之敌么？写诗不是追逐仅有的快感，诗贵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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