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我是从《中华读书报》2002年1月16日第2版记者报道《鲁迅早年所译雨果作品新近发现出版今年迎来雨果热》一文获得的，读后觉得文中有多处错误。为此，我认为有必要介绍一下雨果作品在中国近代的传播。
在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史上，雨果的作品被译入中国虽然要晚于另一部法国小仲马（Alexandre Dumas fils，1824—1895）的名著《巴黎茶花女遗事》（1899），但应当说，它是20世纪初较早为中国翻译家所关注的主要外国作家之一。就我目前所掌握的材料，第一个翻译雨果作品的是马君武。马君武（1881—1940），广西桂林人。他是近代著名的南社诗人和翻译家，后曾任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早年曾留学日本，即开始翻译生涯。1902年他曾与马一浮（1883—1967）、谢无量（1884—1964）在日本创办《翻译世界》，月出一册，共出6册。后来他又两次留学德国，1915年6月在柏林大学曾获工学博士学位，他是我国德国留学生中取得博士学位的第一人。马君武精通日语、英语、法语和德语，他的翻译面很广，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他都翻译。《共产党宣言》的纲领部分就是1906年夏由他译成中文登在《民报》上的。马君武的文学翻译最著名的是诗歌翻译，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位著名的诗人，他译的英国诗人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1799—1824）的《哀希腊》（此诗的翻译早于苏曼殊）、英国诗人胡德（Thomas Hood，1799—1845）的《缝衣歌》、歌德（J.W.Goethe，1749—1832）的《米丽容歌》、《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的《阿明（Armin）临海岸哭女诗》等，传诵一时，是近代与苏曼殊齐名的著名的诗歌翻译家。
马君武因为早年（1900）曾在广州法国教会学校丕崇书院学习法文，1901年又赴上海震旦学院读书，仍继续学法文，故法文很好。所以马君武最早接触的文学名著恐怕就是法国作家雨果的诗歌了。马氏译的这首雨果诗歌最早发表于1903年，诗是附在《欧学之片影》一文中的，刊于《新民丛报》第28期（1903年3月27日）。全诗如下：此是青年有德书，而今重展泪盈裾。／斜风斜雨人增老，青史青山事总虚。／百字题碑记恩爱，十年去国共艰虞。／茫茫天国知何处？人世仓皇一梦如。
这是雨果忆旧的一首情诗。雨果晚年，偶然发现了青年时代与其“青梅竹马”的意中人阿黛尔（Adele）的几封情书，读着这些书信，她不禁伤感起来，诗中充满着对青春往事的憧憬和人生如梦的感慨。马君武大约有所感而译了雨果这首缠绵悱恻的诗歌。
同年（1903），鲁迅译了雨果的小说《哀尘》（译者署名庚辰），刊于《浙江潮》第5期。小说写一个善良纯洁的薄命女子芳梯被一无赖少年绅士欺侮的故事，而警署却明知女子无罪，因她反击恶少年之污辱而被判监禁6个月。译者对这个“薄命之贱女子”深表同情，而愤怒地抨击了那个“衣文明之衣”的无赖。鲁迅把那个无赖的名字译为“频那夜迦”（印度教神话中的恶神），并在译后记中说：“频那夜迦，衣文明之衣，跳踉大跃于璀璨庄严之世界；而彼贱女子者，乃仅求为一贱女子而不可得。谁实为之？而令若是。”悲愤之情，溢于言表。这篇小说，上世纪60年代已为鲁迅研究界所发现，并刊于《文学评论》1963年第3期，同期，熊融先生还写有介绍文章：《〈关于哀尘〉、〈造人术〉的说明》。鲁迅这篇译文的发现已近半个世纪，《中华读书报》记者启发同志的标题却说：鲁迅早年所译雨果作品“新近”发现，不妥显见。文中又说：据……介绍，“早在20世纪初，著名的翻译家林纾也曾翻译过雨果的作品《悲惨世界》，书名译作《哀史》，远比原著要短得多。”林纾的确译过雨果（译为预勾）的一部小说，但不是《悲惨世界》，而是《双雄义死录》。上面所提到的《悲惨世界》（Les Mis－erables）的译者不是林纾，而是苏曼殊。1903年，苏曼殊翻译了雨果的《悲惨世界》，题名《惨社会》（不是《哀史》）。译文最早连载于《国民日日报》1903年10月8日至12月1日。署名是：“法国大文豪嚣俄著，中国苏子谷译。”后来出单行本时，又改署“苏子谷、陈由己（即陈独秀）同译”，译文也由11回多增加为14回。这里需要说明的，苏曼殊译的这部《惨世界》系译创各半的小说。全书14回，除译作的首尾8回改动外，其中间的6回几乎是创作。此书不忠实于原著，乱添乱改的地方很多，于翻译讲不可师法，但媒介的意思还是有的。这也是近代翻译文学初期所谓“豪杰译”的一个样板，译文与原著相比，几乎面目全非。
其实，近代译介雨果贡献最大、首先应当提到的是近代小说家曾朴。曾朴（1872—1935）以写《孽海花》著名，人们只知道他是一位小说家，而对他在翻译文学特别是雨果作品翻译上的贡献却不大清楚。曾朴是清末京师同文馆法文班的学生，通法文，后又经陈季同的指点，于法国文学相当熟悉。他首先选择的译介对象就是雨果。他译过雨果描写法国大革命的革命历史长篇小说《九十三年》（今译《九三年》，1929年连载于上海《时报》，次年，有正书局出单行本。1929年又修订成两卷，由真美善书店出版。曾朴还译过雨果的戏剧，最早以单行本出现的是《枭欤》（即Lucrece Borgia，通译《吕克兰斯鲍夏》），1916年有正书局出版，阿英将此剧编入《晚清文学丛钞·域外文学译文卷》，他称此剧与马君武所译席勒的《威廉退尔》（1915），陈嘏所译易卜生的《傀儡家庭》（1918）鼎足而三，“可以说是从清末到‘五四’时期最足代表的翻译剧本”（《晚清文学丛钞·域外文学译文卷·叙例》，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页）。
曾朴对于雨果的戏剧可谓情有独钟。他陆续译了雨果的戏剧多种，计有《欧那尼》（Hernani，现译为《艾那尼》，1830）、《项日乐》（Angelo，现译为《安日乐》，1835），《吕伯兰》（Ruy Blas，现译为《吕意·布拉斯》，1838）和《钟楼怪人》（La Esmeralda），以上剧本，于1927－1928年由真美善书店陆续出版。曾朴所译雨果的这些剧作，既是雨果浪漫主义戏剧的代表作，同时也是法国浪漫主义派戏剧主要实绩的代表。比如他翻译的雨果戏剧的代表作《欧那尼》，这是一部以鲜明的反封建主题和浪漫主义手法为特征的名著，它打破了古典主义在悲喜剧间划定的不可逾越的鸿沟，成功地把悲喜剧融合在这部名著中。因此，雨果的《欧那尼》被法国评论界公认为是浪漫主义戏剧战胜古典主义戏剧的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曾朴所译雨果的这些剧作，均具有强烈的反封建专制、批判世俗的社会道德、追求个性解放和反对伪古典主义的特色，对于当时中国正在兴起的话剧是具有积极推动意义的。
关于雨果的戏剧，最早介绍给中国人民的还不是曾朴，而是少有人知的包天笑。1910年，包天笑和徐卓呆译了雨果的戏剧《Angelo》，译名为《牺牲》（现通译为《狄四娘》），宣统二年十二月秋星社刊行。这是一部写一女演员可眉与音乐师卓朗的爱情悲剧。在中国舞台上演出后颇受欢迎。后来曾朴又将此剧译为《项日乐》，由真美善书店出单行本，那已是1930年的事了。
雨果的作品，“五四”前译成中文的尚有包天笑译的小说《侠奴血》（1905年小说林社刊）和《铁窗红泪记》（刊《月月小说》1卷1号至2卷6号，1906年11月—1908年7月），陈景韩译的小说《卖解女儿》（刊《小说时报》第9期，1911年），周瘦鹃译的小说《贫民血》（1918年中华书局版）和《热爱》（刊1918年的《先施乐园日报》）等。
“五四”之后，雨果的小说译成中文较有影响的是陈敬容译的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1949年4月上海骆驼书店出版）、邱韵铎译的《死囚之末日》（1929年上海现代书店出版）、俞忽译的《活冤孽》（1923年4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等书，而真正有计划、有系统地译介雨果的作品则是1949年建国之后的事，特别是近年来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柳鸣九主编的20卷本的《雨果文集》更为进一步解读雨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文本。我们有理由相信雨果研究将会在我国学术界步入一个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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