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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对峙与价值滑动

2002-04-03 来源:中华读书报 王岳川 我有话说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最近出版了一套西方“阅读流行系列”丛书,粗粗一看似乎是一套流行畅销的世俗化生活式的阅读物。然而,认真地读了美国里波·卡拉奇所著《分裂的一代》和奥地利乌克提兹所著的《恶:为何这么吸引我们》等书时,大抵会改变这种看法。应该说,这是一套关注当代西方,尤其是从60年代到80、90年代西方文化心理发展新趋势的前沿学术著作。

人们谈论西方,尤其是美国的60、70年代出生人的时候,大多把这个时代同民权保护、学生运动、反战情结、女权主义以及新左翼,包括“西马”的推动联系起来。在《分裂的一代》中,作者既注意到新左翼的维度,同时也注意到新右翼的事实。尤其强调了关于左和右,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之间的若干裂痕以及历史渊源和现实处境。无疑,这一点对当代中国的知识处境具有他山之石的借鉴功用。本书描述保守主义和先锋主义60年代在思维方式上的对峙,左翼和右翼的行动主义者在个意识形态的热潮中的社会政治运动热情,以及他们之间的冲突,错综复杂的融合和其后的命运。卡拉奇要弄清楚的是,知识分子或是年轻一代是如何进入世俗政治并成为政治型人物,而这种政治生活是怎样影响这代人进入中年后的政治生活信念、政治评论、职业生活和整个知识话语心态的。

卡拉奇关于“分裂的一代”的研究,源于曼海姆的《代的问题》问题平台。曼海姆强调“同代性”即这一代人的社会经历潜在的特殊界限和范围,使这一代在性格模式上存在同样的社会体验和思维方式,在行为上表现出同样的意识类别、知识视野。作者在80年代目睹诸多带有右翼观念的女性,推算她们的年龄同在60年代作为左翼和女权主义的人正好同代,从而产生一系列问题:为什么在左翼如火如荼,女权主义如日中天时会产生同时代的年轻的右翼呢?而这些右翼怎样在新左翼思想的光谱上变成另一个极端?是什么社会条件和历史条件造就了代和类的思想单元和文化属性?而且,在这些社会结构变革和社会历史变革方面出现的各种社会政治事件中,他们又担任着怎样的思想角色呢?

教育同年轻一代的观念形成密切相关。60年代的高等教育向大众化方向倾斜,使得一代年轻人不再隔绝在家庭影响之下,而是在社会中广泛交流,并为自身思想的新奇和获得社会认同而努力。可以说,大学成为思想生产、思想传播的中心,对年轻的一代思考社会、国家、政党的复杂关系具有重要的作用,而且也为人们的内部交流提供了特殊的空间和组织基地。卡拉奇想弄清楚的是,作为政治谱系两个极端的新左翼和新右翼的年轻一代,他们是如何经历历史事件的?这些历史事件如何构成他们的人生体验?他们两个派别当中的思想分界线是什么?在他看来,应该从三个方面加以深度阐释:一是政治认同的形成,二是性别的影响,三是左翼与右翼之间的融合。一般而言,“政治认同”的形成具有相当复杂的社会机制,除了他的整个文化信念、报负理想和当时社会政治思潮的政治信念的吸引外,主要是指政治认同性,其基本价值判断属性和个体身份的确认,并且是个体身份在社会因素中的被确认。他要寻求“我是谁”,而且是“一个真实的我”,“我将要做什么”。这为之奋斗一生的目标将为自己在社会生活中找到怎样的一种位置,得到一种怎样的身份确认感,而且得到整个社会的反馈和公认。

在当代生活中,每个人的生活维度都不是单维的,而是集体网络关系中的一员,具有相互交往的深层因素和变异的可能性。这种身份和认同是相互作用的,一个人虽然具有多重身份,但最主要的身份是政治认同。政治认同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政治身份的变化以及他人合作方式的空间转换而相对固定的某种政治属性,构成了他的政治身份认同。但是这种政治身份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身份认同是通过社会过程形成的,随着社会关系的重新组合,在共同语境中不断获得修正和重塑。因此,60年代的激进思潮之后,西方的左翼和右翼都不断对自己经历过的运动加以新的理解和意义阐释,相当多的人进行了自我反叛,个体认同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危机。换言之,人们从浪漫激情的左派转向了保守的政治气候,准备成为银行家、商人,并放弃自己的信念。还有一部分右翼在同时准备进入政坛,变成国会议员,成为美国未来社会的重要人物。

在作者看来,左翼与右翼之间并不具有永远难以弥合的鸿沟,二者在其差异性中又存在若干的共同性。比如,他们到了70年代发起了一场又一场共同性社会运动,而且生成了个人自由等相联系的价值观,如:都对官僚制度、强权政府加以反对,对中央集权提出质疑,对分权和地方自治都加以信奉。在左翼和右翼之间的政治意识形态同样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在不断变化中反映历史变化的因果。所以,左翼右翼既冲突又互动,既对峙又合谋,共同构成了80、90年代持续性影响的一代人。

当然,60年代的这代人确实是“分裂的一代”。他们彼此在当时充满观念价值的尖锐冲突,生成了“真实的一代”和“自我反叛的一代”或称之为“反抗的一代”。80年代以后,时代精神产生了倾斜,相当多的政治人改变了自己过去的主张,已经不再批判和对抗——由青年的“激进写作”变成了中年的“中性写作”。整个西方社会运动尖锐对峙的矛盾开始为追求幸福生活的信念所抚平,社会境况日益成为消费性的和科技中心的,科技成了新意识形态。左右翼的尖锐冲突随着时间的冲洗,其价值观、自我的政治观,逐渐为生活的有序感、现实的身份感和理想的幻灭感所取代。于是,人们更多地感到社会共同体中的地位,在整个政治谱系中存在认同意义的延续性,这一延续性意味着政治责任感的持续影响和自己新身份的不断确认。

总体上看,里波·卡拉奇这部《分裂的一代》,通过对西方60年代到90年代青年到中年的思想——从对峙分裂到策略合谋,从理想化到世俗化整个进程的分析,可以看到西方最前沿的历史文化的轨迹和精神蜕变脉络,这种学术史和社会学的客观描述,对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分化状态的认识,无疑有诸多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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