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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初的108条硬汉

2002-04-03 来源:中华读书报 □王晓平 我有话说

北方谦三

一个脑袋,露了出来。

这是在人流之中。而且那个脑袋剃得精光,叫太阳照得放着紫铜色的光。

又一个脑袋,闯进王进的眼帘。急急忙忙在赶路,步伐比周围谁都快。高大的身躯,旁若无人似的,就像要撞谁。一看就知道是一副久经锤炼的身板。

没有伏魔殿,也没有什么洪太尉,北方谦三的《水浒传》就从王进与这两个壮汉的邂逅写起。108条硬汉,就这样走进了世纪初的日本文学。

何谓硬汉?按照老定义,那些享尽了上天“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的恩典而能挺身不倒的人,或许就能算得上了吧。而在当今的日本,要当硬汉也着实不易。失业与破产的记录连连突破,股市低迷的消息不绝于耳,多少人不能不埋头于精打细算,为临机应变而摧眉折腰强作笑脸,在这种平庸的日子里,到哪里去寻找叫人褫魂夺魄、热血沸腾的力量?作家北方谦三(1947~)的小说《拟态》(文艺春秋社出版)就写了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知命之年的公司职员,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感到身上起了变化,于是便身不由己地冲向了无可逃避的绝望之路。书中现代日本挥之不去的苦闷,被迫站在歧路上的中年人的心态,留给读者的是惆怅和哀惋。

不过,北方谦三却是以写硬汉成名的。他以《吊钟远逝》登上文坛,1983年以《不眠之夜》获得吉川英治新人奖,1985年又以《干渴的街市》获得日本推理小说奖,1991年再以《破军之星》获柴田炼三郎奖,被称为新一代的硬派作家,追求的是装点灵魂,要给那些奔波着却不知所为的现代男子汉送去脊梁与肝胆。他的《水浒传》,要写的就是以宏伟的志向对抗着腐朽的统治,而又拒绝作精神的奴隶的108条硬汉。

到目前为止,他的《水浒传》已经出版了《曙光之章》、《替天之章》、《轮舞之章》、《道蛇之章》、《玄武之章》、《风尘之章》6卷。北方谦三说:“我有自信把《水浒》写到最后一行。为什么?因为我有这样的决心,就是和这个故事一道儿灭亡也心甘情愿。”他何以这样说?原来从《水浒传》传人日本以后,根据它改写改编的前近代小说虽有多种,但现代历史小说有名的两部《水浒传》却是虎头蛇尾,吉川英治的《新·水浒传》和柴田炼三郎的《吾等乃梁山泊好汉》均以半部告终。原因之一恐怕就是摆脱不了原作束缚,终究不能在现代审美意识与古代英雄的忠义观念之间沟通到底,而北方谦三则要抛开他认为时代观、历史观和人性观乃至人物描写均不统一的《水浒传》原作,而以写人去完成将其全部整合的宏大事业。他要放手写人,写自己的故事,写现代小说。

且看北方谦三的《水浒传》写了什么样的硬汉?这是一群不凡的理想主义者。他们或膂力超群,或技艺神奇,或智慧不凡,或德高服众,一同聚集在“替天行道”的大旗之下,从而使得梁山泊不再是打家劫舍的绿林草寇的天下,而成了净化人的灵魂的乌托邦,“道”就是维系他们团结的共同理想。作品强调了这样一个思想:仅有对腐朽政权的义愤,对贪官污吏横行世道的义愤,对贿赂公行利权交易的义愤,而看不到腐败的根源,那是不成的。那样的话,民众就会一味性急,对时代对社会的不满化为巨大的负面能源,形成扭曲的舆论,寻找激烈的发泄口。在这种情况下,要做的不是仅仅纠正眼下的邪恶,而是要彻底揭露利权勾结的内幕,指出责任所在。光靠义愤不能匡正世界,需要的恰恰是以刚毅之志长期积蓄力量。书中的宋江,以其包容性的胸怀、理想的感召力、善于洞察事态迹象的胆识、利用盐路积蓄财力的策略,赢得众将爱戴,而鲁智深则往来于分散各地的义军之间,建立起信息灵通的人际网络,显然,这一切正是今天的日本人希望看到的。

北方谦三给《水浒传》注入了相当现代的意识,而最根本的东西,是他要将经过咀嚼醇化的青年时代的体验告诉读者。1968年至1969年的急风暴雨般的学潮中诞生的“全共斗”(全国学生共同斗争会议的简称)运动,对作者来说,不只是往事云烟,那时他曾经站在最前列,他要把由此感受到的青春活力,时代的现实性、世界的现实性都写出来。他还想在自己的《水浒传》中写古巴革命:梁山泊就是加勒比海,梁山泊就是古巴,它为宋这样一个大国包围。几个人到了岛上,而后斗士渐增,咬牙奋斗,如同卡斯特罗和格瓦拉最终端掉巴蒂斯塔政权。作者将梁山泊与古巴革命重叠在一起,真意全然不是为了倡言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而是要写出自己走过的青春的道路,写出“炽热的青春的群像”。

《水浒传》与日本人,以这个题目,研究中国文学的高岛俊男写了一本不薄的书,却似乎还没把其间的关系说透,而这种关系至今还在延续。从江户时代建部绫足写出《本朝水浒传》以来,日本作家就借用《水浒传》的声誉和框架写自己的故事。他们往往都要设计一个与现实统治间离的地方,作为男子汉们实现鸿图大志的乌托邦。在《本朝水浒传》里是吉野山,甚至大唐那缢而不死的杨贵妃也侧身其间。在读本作家曲亭马琴的《椿说弓张月》里则是与日本隔海相望的琉求国。另外还有山东京传的《忠臣水浒传》、岳亭丘山的《俊杰神稻水浒传》、仇鼎山人的《日本水浒传》等等,江户时代一下子冒出来的这么多的《水浒传》,都写的是受挫硬汉另求空间的奋斗翻身神话。伊丹椿园的《女水浒传》算是一个例外,不写男子写女子,其实不过是模仿的另一种类型,即从反面来模仿的反仿,仍然是讲志强者不败,绝路能逢生。

这些改写之作,把《水浒传》的声誉扩展到街头巷尾,也创造了一个有别于桃花源的文学意境。桃花源是避浊就清的洞中天,梁山泊则是再造乾坤的湖心岛,一个可以独往,一个却需群归,它们均为日本人所神往,作家便利用这两个具有独特意境的“场”,或者说东方文学的母题,不断编织新的梦想。至于今天北方谦三将梁山泊这个异境与古巴革命联系起来,则可谓翻新有术。可贵的是他一脚把什么伏魔殿都踢开,把招安之类的故事也不放在心上,这或许让后面还想再写《水浒传》的人又豁然开朗起来。世纪初的日本人读了北方谦三的《水浒传》,或许不难产生这样的联想:日本(或者自己的公司)就是梁山泊,只要了“替天行道”不止,就会天地一新。这或许正是北方谦三为读者设计的阅读效果。

无独有偶,与北方谦三《水浒传》作为“精选优良书”在报刊上长文评介的同时,津本阳的《新释水浒传》也在书店热销。据称,《新释水浒传》写的是“坚持信念的男子汉们的美学”,写一群“背负沉重人生的男子汉们,数奇的命运最终如同为上天指引一般,聚集于最后的土地梁山泊”,还写的是“在乱世活着的人学”,写的是“不正铺天盖地,恶行蔓延街巷,人为贪图私利的当权者所苦,男子汉们怒火中烧,终于挺身而出。”两部新《水浒》,各有千秋,却都是为上上下下一起呼唤改革的日本人所写的。看来,只要天上有风有云,地上路有不平,人们总是希望在什么地方,听到硬汉好汉的一声吼,找到为理想而奋斗的人才可体验到的幸福感,尽管那硬汉好汉的吼声,那幸福的意义各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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