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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近代化

2002-04-03 来源:中华读书报 周兴? 我有话说
《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道路研究》,林家有著,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这是一部填补了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研究领域专著空白的力作。

选题既有理论学术研究价值,更有现实指导意义。这是《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道路研究》一书的一大特点。他是中国近代化的伟大倡导者与设计师,也是中国近代化建设方案的集大成者;中国正规的近代化,无疑是始于孙中山的理论和实践,他才是中国第一个提出近代化建设完整方案并将之付诸实践的人。因此,研究孙中山对中国近代化道路的构想、选择及其实践等有关问题,就成为深化孙中山及中国近代史研究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遗憾的是,在林教授的著作出版前,我国学术界虽有不少研究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问题的论文,但尚无一部全面系统研究孙中山近代化理论和实践的专著面世。

我国当前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是对孙中山所从事的近代化事业的继承与发展。正因为这样,所以“具体地剖析中国近代化各种模式及其失败的社会条件,重点探索孙中山近代化思想的渊源、理论框构,以及他谋求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近代化所从事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就能“总结正反两方面的近代化经验教训,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借鉴”。(见该书第23页)。这正是该专著的价值所在和成功之处。

将孙中山的近代化思想与实践,放在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突出其近代化思想方案具有适合国情的中国特色。这是《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道路研究》一书的特点之二。孙中山要实现的近代化实际上是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化,他必须依据中国当时的国情来建构自己的近代化发展模式及其具体的实施方案。作者强调中国近代化要“依据自己的国情与面临的时空环境,来设计切合中国实际的近代化蓝图与实施方案”。(见该书第22页)中国近代化的进程,首先是救亡图存,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其次是振兴中华,实现中国的富强和社会民主。这是近代中国的根本国情决定的。中国近代化的任何构想、任何变革方案,都离不开这个历史土壤,中国的近代化必须走自己的路。(见该书第21-22页)另方面,林教授在专著中用了全书一半的篇幅——该书第一、二、三章,来论述孙中山近代化思想的产生与形成,离不开他对近代中国国情的认识及世情的了解,孙的近代化理论架构,及其政制社会“双改变”模式的构建,是在对前此各种近代化思想与模式——洋务派的“中体而用”、维新派的“君主立宪”及清政府的“新政”等——进行反思、借鉴、扬弃与超越的基础上,最后完成的。这就为读者了解孙中山的近代化思想方案,提供了一个充满着矛盾、屈辱与抗争的历史环境,即为它展示了中国近代复杂的国情,并列举了近百年来中国人为振兴中华而提出的各种方案。作者通过比较,从而使人们知道孙中山的近代化理论与方案,相比于前人的近代化思想,既有继承汲纳的一面,更有发展创新的地方。这就论证了孙的近代化思想方案是历史时代的产物。他是“振兴中华、追求中国近代化的伟大先驱,他的近代化主张无疑是他那个时代中各种方案中最优秀的构想”。(见该书第22页)

全方位而又系统周详地论述孙中山的近代化思想与实践,突出其近代化理论的前瞻性与完整性,及它对后人的影响。这是《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道路研究》一书的又一大特色。中国的近代化体现了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走向与演化进程,具有丰富的内涵。它涉及到诸多领域及层面的近代化问题,诸如政治的近代化,经济的近代化、文教科技的近代化、国防的近代化及人本身的近代化等等。林教授的这部专著花了4章的篇幅——第四、五、六、七章,对与中国近代化有关的民主政治、政党政治、民主法制,振兴农、工、商业,发展文化教育与科技、培养建设人才、社会转型、改造国民性等各种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察,对每项近代化的内容都分别作了剖析论述,并总的认为:“‘实业化’是近代化的中心,政治民主化是促进近代化的杠杆,科学、教育和文化的革新和发展是近代化的必要条件”。(见该书第11页)如:该书在论及孙中山的文教科技近代化思想与实践时指出:孙中山深深地感到中国的社会必须改造、中国人的意识和价值观必须改造,中国文化也必须改造;“孙中山不是复古主义者,也不是‘全盘西化’论者”,他“主张将中西文化的优长结合起来,从而对中国进行彻底的革命改造,通过文化重构从根本上更新民族文化的内涵,提高国民的综合素质,进而开创中国近代物质文明和心性文明的新纪元”;(见该书第557、568、559页)作者认为:孙中山“重视精神与物质,文化与科学之间的相互依存制约关系”,主张“将人文精神与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去改造人群、社会和自然……促进中国近代化进程”;“他提出‘学问为立国根本’这个重大课题”,“也就是教育为建国和治国的根本。把教育视为国家的根本,不仅把握了中国通向近代化的钥匙,而且开放了社会通向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大门”,从而“奠定了”教育近代化与人的近代化“在近代化过程中的基础性地位”,并肯定“人的近代化一旦完成”,即可以加速社会近代化的进程。(见该书第587—588,608、665页)

林教授在专著中罗列了不少前人或学界同人对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问题的研究著作,并汲纳了其中许多有益的研究成果与研究方法,但对其中一些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史实的观点(如认为中国的近代化即“全盘西化”、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破坏了清末“新政”,阻碍中国近代化的进程等),则作了持之有据的反驳,以还历史的本来面目。这种尊重他人劳动成果、坚持百家争鸣的学风,无疑是值得发扬的。

诚然,《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道路研究》一书,也有其不足的地方。这主要有:(一)该书对孙中山近代化思想方案本身所存在的不完备之处(如五权宪法中的某些构想)和不完全切实实际的方案(如实业计划中的某些方案),缺乏必要的分析说明。(二)该书对近代中国的国防近代化,未作应有的论述。其实,国防近代化是中国近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孙中山孜孜以求的近代化目标之一,应有专门的章节加以论述。因为如果没有国防的近代化,中国的近代化就是不完整的,而且一切近代化的建设事业就缺乏有力的保障。(三)该书有些章节的剪裁稍欠匠心,论述的内容有些重复(合),文字也不够精练。尽管该书略有微瑕,但瑕不掩瑜,林教授这部专著不失为一部有继承,又有创新的上乘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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