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我当时成了一名抗日救亡的积极分子，似是一位中共地下党员王铎常来我家同我谈国家大事，他想把一批当局禁止的马列主义书籍藏在我家中，我答应了。有一天，他给我看一份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上面有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招生启事，说明学校提供住宿膳食，不收任何费用。对我这个穷学生来说，是莫大的吸引力，使我萌发了想到抗大学习的念头。
光实中学班主任张允和是上海光华大学毕业生，对我很好，她出资为我订了《文学》、《读书生活》，使我受益匪浅。当时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我每期必买，我把从家到学校一段不近路程乘坐公共汽车的费用省下来买这本杂志。《大众生活》后来改名为《永生》，我仍照买不误。
在此期间，高一同学窦祖麟为我搞到一张“蚂蚁图书馆”的借书证，我如饥似渴地读了许多好书。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进步小说《夏伯扬》、《牛虻》等等，还参加几次学习世界语的活动。我从这些书报中开阔了眼界，学到了许多在课堂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读书成了我的爱好。每当从学校回到家的路上，边走边读，接近傍晚天色昏暗，我还是舍不得把书放下，从此时起我戴上了近视眼镜。
初中毕业时，参加私立中学会考，我得了第一名，因家境贫寒，无力再升入高中，于是四处谋职，我考取了好几处职业，最后我选择了江苏银行当了一名练习生。1937年“七·七”事变和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后，我任职的江苏银行泰兴支行经理早知我是一个在街头演讲抗日主张并在报上发表抗日文章的不安分青年，他找我谈话有三条路让我选择：一、回上海沦陷区老家；二、到南通支行工作；三、自谋出路。我选择了第三条路，银行多发给三个月的生活津贴费，每月8元（在银行工作时吃饭不要钱）。于是在兵荒马乱中，我以一个难民身份，免费搭乘装牲口的闷罐火车，千里迢迢从泰兴到武汉，后又到山西民大，但我最终目的地是延安抗大。1938年2月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先入安吴堡青训班，以后又从安吴堡青训班考试合格被保送入延安抗大总校第四期学习，从此我参加了革命，把一生交给了共产党，1938年4月在延安清凉山上光荣宣誓参加中共，入党宣誓记得很清楚，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光阴荏苒，如今我已成了83岁的老翁，抚今追昔，感慨万千，总结自身参加革命的原因，一是抗日救亡的浪潮，二是进步同学的帮助，三是进步书籍对我的影响。如今我右眼开刀后只能看到0.1，左眼近视度数曲光1200度，看书读报全靠放大镜，我牢记周总理生前教导我们的“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决心生命不止，学习不止，要学到老，读书看报不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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